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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揭穿伪装撕开面具（第2页）

办案人员可以把问题分成与案件有关的和无关的两种，根据仪器测定出的各项指标，就可以判断嫌疑人是否在说谎。依据是，人在撒谎的时候生理不可能没有反应，他们会紧张、出汗、生理指标大幅波动。但是，在使用仪器破案的时候，办案人员也时常被提醒，仪器只是辅助手段，人的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能力才是关键。

火眼金睛和冰冷生硬的仪器比起来显得更重要。毕竟微表情不能作为呈堂证供，而需要真实的证据。那么，如何做到获取证据呢？对此，《别对我说谎》的主角莱特曼博士的方法是用情势逼迫嫌疑人自己说出证据。虽然这才是破案的关键，但毕竟需要先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能预先知晓谁是真正的嫌犯，一切才会有一个准确的开端。

莱特曼博士也曾面对过测谎仪，但他和女助手很快便指出了测谎仪的局限性。当审讯男性嫌疑人的人也是个男性，我们可以假定测谎仪检测出的生理指标变化跟是否说谎有关。不过，如果坐在嫌疑人对面提问的人是一位迷人性感的女士，嫌疑人情绪的变化到底是由于撒谎还是性冲动，就很难判断了。因而，测谎仪不能作为唯一的工具和最终的判定标准。

社区工作人员作为国家职能部门的办事员，在工作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很多某人的话是该相信还是不相信的问题，这同很多其他国家机关的情形有类似之处。每当这个时候，微表情的基本知识就能协助他们识破一些人的谎言，或者证明另一些人的要求是正当的。

王爽是四川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她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开证明的问题。据她自己统计，社区每个月开出的证明有将近100份，而且还不包括社区残联等其他部门的证明。需要他们开具的证明中，最多的是地址迁移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等。王爽觉得，社区作为基层部门，是在居民被其他部门拒绝之后最后能求助的地方。如果社区再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就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了。因而，证明虽然繁琐，也必须给老百姓开具。可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来访者要求开的证明其实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社区不是会有连带责任了吗？

王爽列举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奇葩证明”和重复证明。比如有人持有结婚证，但还要求社区出具婚姻关系证明，户口上有地址还要求出具家庭住址证明，户口上家庭关系清楚，可还要求社区再开一份证明。钱被老鼠咬坏了，银行也要求社区出证明；身份证号码错了，社区要出证明；领取公积金社区要出证明；保险单号错了，社区要出证明；就连公证处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也要社区先证明一下。

王爽说，自己所在的社区，常驻和流动人口加在一起有3万多人，社区不可能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一清二楚。那么，在面对如此多的证明时，如何来判断真伪？

比如有的退休女职工为了出国旅游，要求社区给开具“家庭主妇证明”；有的人开着豪车来到社区，要求开具“家庭贫困，开发商应退还房款的违约证明”；有的学生家庭条件很好，但为了能申领助学金，哭天抹泪地要求开具“家庭贫困证明”；甚至有人为了能在工作岗位上跟别人一较高下，到社区开具“道德高尚证明”。

这些情况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大多数案例都只能靠社区自己来判断。因此，他们面临的情况常跟警察办案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各个职能部门也做不到电子信息共享。如此，为了保证开具的证明具有真实性，王爽开始发动社区人员集体学习微表情和读心术技巧，甚至一起看美剧《别对我说谎》，以判断要求开具证明的居民是否在撒谎。

有一次，有个60来岁的社区居民到社区要求他们给自己补开一个“独生子女证”，但是并不说明这个证明的用途。在谈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居民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声泪俱下，看起来表情动作十分夸张。王爽凭直觉断定这个人是在撒谎，因为如此激烈的情绪变化像是表演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后来王爽了解到，这个居民的子女已经到外地生活了，户口上的基本信息已经无法证明什么，并且邻居也不会知情。因此，王爽和同事根据这些疑问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最后证明这个居民的确是在撒谎。

还有一次，一个40多岁的男子让社区帮忙出具一个“摩托车卖废品”证明。王爽观察来访者的表情，对他解释，机动车报废是车管所的职责范围，不归社区管。男子向前猛跨一步，靠近王爽说，他也是没办法了，不开这个证明，他的驾照年审无法通过。说完，还出局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驾照。

身份证上显示，该男子名叫钟贺，是该社区居民。据他说，他有一辆骑了大约10年的摩托车，最近总坏，修完了还是坏，他觉得没什么价值了，就想当废品处理，但是到了驾照年审的时候，他没办法证明摩托车去了哪里，审核就通不过。钟贺在说明这些情况的时候，看到王爽上下打量着他。

王爽根据钟贺说明的情况和地址，联系了他所居住小区的邻居和物业管理部门。邻居们异口同声说，钟贺确实有一辆摩托车，骑了很多年，并且评价他为人老实，好相处。王爽虽然打消了一些顾虑，但还是在犹豫该不该出具这个证明。她跟办公室小陈交换了一下眼神，小陈便再次询问钟贺关于驾照的一些细节。钟贺把刚才说过的情况又复述了一遍，回答得很流畅，没有出现不一致的信息，最终社区同意给他出具证明。

虽然社区没办法印证钟贺作为废品出售摩托车的交易，但可以由钟贺自己写声明并加盖社区的公章。不过，虽然是自我证明，社区毕竟也要共担风险。故此，判断对方是否在说谎，是否可信，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和步骤。

以上事例说明，如果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那么判断前来办事的人的可信度是非常关键的。不是所有人说的话都是真话，也不可轻易相信任何人。利用微表情和读心术技巧，办事员们可以锻炼自己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本领，练就一副火眼金睛，清晰地分辨出真伪，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

3。“闺蜜”的话可信吗？

“闺蜜”是女性朋友之间的昵称。有人认为，整天黏在一起，无话不说的就叫闺蜜。也有人觉得，闺蜜就是那个你伤心的时候可以在她面前哭诉，小秘密可以同她分享，可以一起闹，一起疯，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玩，一起醉，一起吃喝玩乐，并一起减肥的女孩。还有人认为，闺蜜必须是能经得起世俗考验的，不论地位高低，贫富差距有多大，都能真心祝福，是“闺中密友”的简称。这些认识说明，闺蜜应该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女性朋友。那么，对于那些似乎可以被称为“闺蜜”的人，是否能百分百信任？

朴女士有一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姓李。2014年的一天，她正在家中睡午觉，李女士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约她出来到一家高档娱乐场所唱歌，还说自己最近投资了一个项目赚了些钱，想跟几个好姐妹一起庆祝一下。朴女士与李女士相识多年，她自认为比较了解这个“闺蜜”，也没想太多就赴约前往那家KTV。

在唱歌和跳舞的间歇，李女士跟聚在一起的几个“闺蜜”谈及一个投资赚钱的项目，说想和她们一起受益。她说：“我和朋友入股了一家健康之家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是一个大集团，地址在深圳，所经营的项目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重病的疗养和科研。投资是4万元一股，一年后连本带利就可以得到12万元。如果投资6万元，一年后可就是18万元啊。不但有这么丰厚的回报，而且每月还有分红。如果投资4万元，每月可以得到1500元左右的分红；投资6万元，每月的分红就可以达到2500元。”

李女士又接着说，她和父母一共投资了50多万元，已经获得很多次分红了，现在手头有不多的入股名额，如果朴女士愿意加入，她会帮忙推荐。

朴女士此时还是有顾虑，李女士见了，便跟她保证，自己曾亲自去考察过这家公司，公司的医院、药店、门诊部和办公区她都去参观了，仅办公楼就有4层大约4000平方米，而且在南方其他城市，诸如广州、南昌、武汉、长沙等还建有疗养院。“规模很大，绝对不是骗人的。”

朴女士听到闺蜜这么说，而且宣称自己获利颇丰，不禁有些心动，就同意投资7万元。大约1个月之后，她确实从这家公司获得了2500元的红利，接着又陆续领了几个月的红利。就这样，她对这家公司开始有了好感和信任感，便在李女士的怂恿之下，又追加了4万元投资款。

可是好景不长，朴女士发现分红开始逐月减少，到2014年5月时几乎没有了，她便给李女士打电话：“为什么停止分红了呀？”每次这样问，李女士都说网络要升级，等等，总之一大堆理由，好像故意搪塞朴女士一样。朴女士只好到她家中去找她，却发现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于是再次给她打电话，可李女士除了威胁不能报警之外，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提供。

朴女士的钱也是平时口挪肚攒的辛苦钱，在这种情况下，她感到自己受骗了，便向当地警方报了案。

接到报案后，当地公安局经侦大队随即展开调查，发现嫌疑人李某42岁，浙江绍兴人，是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以前做过房地产销售、产品销售等工作，十多年前就开着豪车，并且有犯罪前科——她在2008年曾经因为一个“纯资本运作”项目而被广西桂林警方刑事拘留。

调查进一步取得信息，犯罪嫌疑人李某从2013年6月投资健康之家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后来以市级代理的身份介绍了40多人加入这个集团，投资人投入的金额从4万元到22万元不等。李某从这里面都可以获得领导奖和代理分红。

经过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当地涉案金额就达到500多万元，很多受害者的钱都已经无法追回。

2015年年初，当地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这起投资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抓获了李某。在审讯过程当中，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经调查，这个健康之家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一名姓刘的江西男子，他借助网络平台创建了一个网站，叫“健康之家会员管理系统”，入股投资人可以凭借会员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登录查询公司简介、收支记录和商品中心等相关信息。他们招募的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吉林、福建、湖南、广东等许多省份。2015年，董事长刘某和其他10多名员工已经被以涉嫌集资诈骗捉拿归案。

每当一提起“闺蜜”、“好友”等词汇，人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诸如“了解”、“信任”等概念。殊不知，在人际关系复杂、人口流动性很大的现代社会，所谓的老熟人也会有你不完全了解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