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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赞春与张友椿论文书（第1页）

９７６年，我在榆次二中念高中时，即知道常赞春的名字。１９８０年，我到晋中师专念英文，粗粗读过一部民国版的《榆次县志》，算是对常赞春有些了解。１９９０年后，我偶到山西大学常风先生处聊天，也多次谈及常赞春。因从小对这位乡贤的敬意，后来我还买到过他的两幅篆书作品。一是他早年临皇象《天玺纪功碑》（即《天发神谶碑》），一是他喜欢写的对联“除却慈孝友恭，更有何事可乐；只是谦和雍睦，自然到处皆春”，可惜我得到的只是下联。近年细读常家后人整理的两册《常子襄国学文编》，才大体知道子襄先生的学问。

常赞春早年中式，后又入京师大学堂读书，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前，可谓山西文坛的领袖，举凡一切重大的文化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如文人结社、杂志创刊、文献整理及个人著述、私人墓志，或作序或撰文或题签。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常赞春四十八岁，学术思想已完全定型，他接触过西方学术，但观其一生著述，基本还是中国传统学问，旧派学者风范。他对新思潮似乎特别警惕，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胡适等新派人物，对于梁启超，虽偶有提及，但感觉似颇有微词。常赞春著述体例完全遵守中国传统学术规矩，以札记、笔记、掌故为主要形式，一生从未使用白话。他是中国新旧文化转折时期的文人，因在京师大学堂师从林纾，思想虽保守，但个人品格及文化修养完全适应时代，可惜一生主要活动囿于山西，似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影响，但老辈学者对常赞春的学问及书法水平，评价很高。

杨树达日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载：“阅山西榆次常赞春所著《柞翰吟庵金石谈》，内记杨秋湄（笃）考"叔即鲍叔，与余说同。卷中记杨于光绪丙子、丁丑入京会试，与潘祖荫熟识，而攀古楼款识《齐子仲姜镈跋》不记杨说，不知何故，盖以潘书刻于同治十一年，在前故与舆？”（《积微翁回忆录》，第２８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易均室早年致沈渻葊的信中认为“今日细篆，自数西泠王福厂第一，玉筯则正定王宗炎（偶忘其字），三代金文则黄县丁佛言，两汉金文则太原常子襄。”（见“草禅书屋”博客）这是今天所见外人对常赞春的评价，对今后研究子襄先生的学问，极富启发意义。

常赞春有个学生张友椿，后来是太原地方史研究专家，他曾保留一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常赞春给他的信，主要谈及中国文学的源流及学习中国文学的基本方法，因为信的内容非常重要，张友椿将此信录副，时时鞭策自己努力。我曾在旧书肆得此抄录信札，因内容对研究常赞春很有帮助，现全文抄录如下：常子襄先生与椿论文书

逸蓬门人如唔：前示悉。王恭襄公年谱，复阅已竟，所有文词之欠纯者，略加改削，补正者，点粘浮笺，并撰序一篇及虎谷集四册跋言，希察。

近来文学可谓颓坏不堪矣，小有聪明者，往往借口新文化，乞灵东西课述，以炫其通，实则乃前此考试之经解抄录，御按不使人弹驳而已，竟究于经何补？再则乞灵语体，自命维新。试问语体原则，第求通俗耳。曾见文言佳而能为语体者，竟未见语体佳而能作文言者也。譬如演戏，三侠五义彭施公案脚色，绝对不能演盔靠。何以故？一抬手一跷足，便是短打家数，乃习惯自然也。况乎蔡陈诸氏，以麻醉青年者，摧灭吾北方文化，使彼东南永握文化重权乎？将此翳眼法看破而后可以矣。正当文学无两，无奈末学者，将文学二字认识欠清，所以文从文，学从学，岂知文者以达意，学者以立本，以经为本者，其文自醇美，以史为本者，其文自发皇，若以子为本者，其文更变化。至于集，则不过诸子余流学矣，而流露于外者，不此出求，但熟文选，以为吾能为美文，则浮而无实，无熟古文雅正，以为吾能为醇文，则泛而无当，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流弊必至于是矣，呜呼！

自韩柳力矫骈俪之文而复于古，二子皆学人也。宋六家始大有其绪，唯欧及东坡，以阴柔阳刚之美著，然学者枵矣。曾南丰之得力于礼记，王介甫之得力于管荀，以学焉，而得其性所近，乃南宋以来即才者驰骛东坡，否则遁之理学，朱子是道学正宗，其读书多，积理富，而为文则法南丰，为诗则法彭泽，而且注楚词（辞），是真正有德有意之标准，非若后者之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者所能伪托也。

元明以来，文家不出唐宋八家，然多近乎宋。清代方姚，可谓于此派结局，然方姚皆多读书，富积理，而非掉灵锋驰诡辩者也。唯末流，当于家法过求雅洁，斯不免淡而无味。曾文正乃矫以充实，吴挚甫又益以闳放，于是文章之轨辙，正吾辈致力于是，求之有余师矣。

吾辈自阳兴分手以来，近始得观生文章，才气多足取，且亦无读书不沾沾于报纸以鸣新，不拘拘于古文观止而号古信有，不随风气为转移者。唯失在一芜字，然自是少年发越必经之途，不足为病，虽然刮垢磨光亦不可忽也。第一步可先读孟子，以昌其气，再阅梅伯言文，以致其洁，曾文正文以重其趋，然后达曾南丰，以求其醇，柳柳州以益其峭，盖至是，而文有境地矣。学则在今之急，无过于史，而通鉴辑览，尤为约而得要（人邪正，政臧否固明了，即地理亦正确不误），有此尝试，进之以史汉可也，后汉宋书亦无不可也。因期之切，故不觉为词之黩也。顷获来函，所询另简开列，某白。

此吾爱师子襄先生壬申岁示椿学文书也。椿不自揆，发愤欲攻古文辞，唯才质驽下，冥心孤往，所谓擿埴索途者非耶，今得吾师闿切指示，诚对症下药，椿虽不敏，敢不遵从，爰录于此，置诸座间，用自策励，且志吾本云尔（叶下夺一耳字）。

戊寅元旦日重录

逸蓬张友椿谨识

此信写于１９３２年，张友椿１９３８年抄录，可视为简略的中国古代文史或读书指南，常赞春将历代名家文章来源及特点，在此表述得如此全面、有条理，非常难得。他明确反对白话，理由是见过文言好而能做白话的，没有见过白话好能做文言的，这或许是时代局限，但这个观点，从另一方面观察，似也不无道理，即中国文章训练或文学发展，离不开文言，也不可完全依赖白话。此信另一重要处是常赞春对新文化运动的判断。他认为此运动的目的包含“蔡陈诸氏，以麻醉青年者，摧灭吾北方文化，使彼东南永握文化重权乎？将此翳眼法看破而后可以矣”。五四运动期间，南北学人态度差异，以往研究较少，子襄先生此言，或可提醒人们注意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其间，南北文化意识的自觉，至少对北方文人来说，让他们产生对新文化运动最后归宿的警觉，这对还原新文化运动中旧派文人思想的复杂性，富有启发意义。

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