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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曾国藩向下（第5页）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实力不够时不可妄动

曾国藩语录：做大事者，必要时须沉住气，等待时机的到来，而后迅速出击。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

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

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

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入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19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