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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曾国藩向下（第4页）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撒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载，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

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海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振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

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

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

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　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面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广当时还只是剐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根据形势而屈伸并用

曾国藩语录：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陆军战况亦不佳，在头号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捷报传人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著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受颇多。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他之所以有这分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桃表承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