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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轻响,像在勉强支撑着不散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混着旧木头的朽味与墙角受潮布料的酸气,连摆在桌角的搪瓷缸子都沾着这股气息
——
那些缸子是从退役军营调拨来的,缸身的蓝漆成片剥落,露出银白的铁皮,有的印着
“生产建设”
的字样,有的画着模糊的五角星,每次分发热水,都得按顺序轮着用,晚来的人只能捧着冰凉的缸子等下一壶。
彼时格里芬最紧缺的,从不是维持运转的经费,而是真正懂战场、懂战术的人。临时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堆着半尺高的空白编制表,表头印着
“格里芬作战班组编制草案”,却没人敢轻易下笔
——
管理部门要搭起能对接后勤、指挥、情报的框架,可没人清楚人形部队该如何与人类士兵适配;基层班组要定作战编制,却连
“一个小队该配几名人形机枪手、几名侦查兵”
都争论不下,墙上贴的阵型草图改了又改,铅笔印叠着铅笔印,最后成了一团模糊的黑痕。有次组织新兵进行伏击模拟训练,三个新兵按自己的想法搭了防御阵,结果
“敌方”
从侧翼绕后时,整个阵型瞬间溃散,负责指挥的年轻士官攥着训练报告,站在满是狼藉的训练场里,半天说不出话
——
没人教他该如何拆解突发伏击,那些从书本里看来的理论,到了实际场景里,连半点用处都没有。
这般困局里,最先撑起格里芬战术骨架的,是那群从战场上拽着半条命退下来的退伍老兵。他们大多年近四十,脸上刻着风霜,身上带着洗不掉的战场印记:有个叫老周的老兵,左胳膊上留着一道十厘米长的弹片疤痕,疤痕边缘泛着浅褐色,像条蜷着的蚯蚓,每逢阴雨天,他总下意识地用右手揉着疤痕处,指尖划过粗糙的皮肤,像是在触摸当年留在肉里的弹片;还有老郑,右腿在巴赫穆特的巷战里被塌落的预制板砸伤,落下了跛脚的毛病,走路时总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拐,拐头包着层旧布条,那是他在战壕里用了三年的物件。
安全局的机密资料他们带不走,军方的制式手册也早按规定上交,可那些刻在骨血里的战场经验,从不是纸页能束缚的。
老周常在办公室的白纸上画火力点布局,铅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连测量都不用,就能精准标出
“此处墙身为
240mm
实心砖,可抵御
7。62mm
步枪弹直射”“那处洼地深度
0。5
米,士兵卧倒后可避开
60mm
迫击炮的破片杀伤范围”——
这些数据,是他在马里乌波尔巷战里,用三次险些丧命的经历换来的。有次年轻士官问他
“怎么确定机枪手的位置才不露死角”,老周没说话,只是在纸上画了个十字街景,然后在街角二楼的窗口位置画了个圈:“当年我在这架机枪,对面楼的敌人冲了三次都没过来
——
机枪手得卡在‘敌人看得见却打不着’的死角,马里乌波尔那仗,我战友就是没找对位置,刚架好枪就被流弹打穿了肩膀。”
老郑则总在空地上用白粉笔划战壕间距,粉笔画出的横线笔直,间距精确到半米:“巴赫穆特的战壕,我们一开始按一米的间距挖,结果迫击炮一来,还是伤了人。后来改成一米五,就差这半米,炮弹破片就落不到人堆里。”
他拄着木拐,在横线间来回走,跛脚的动作带着熟悉的节奏,像是又走回了当年的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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