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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知荣识辱曾国藩的恪守道德之律（第2页）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

《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

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

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

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奖。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在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报效祖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是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坚持的。

万事须躬身入局

曾国藩语录：天下事总是在局外呐喊无益，必须躬身入局。

常言说：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这就是讲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付诸于行动，用事实讲话，空发议论，无济于事，曾国藩讲究万事躬身入局。

据说，被称为曾国藩衣钵传人的李鸿章，启口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敬佩殆如神明。一日他与同僚闲谈，又讲起他老师曾国藩如何如何，说道：“我老师的秘传心法一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处世的秘诀。我试讲—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吃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晶，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着急，亲至村口守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相让。老翁赶忙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一下。’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莱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过去，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曰：‘既然老丈

如此费事，我就下水田，让你挑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化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

据说李鸿章尚洗耳恭听，以为其依顺序直说下去；曾国藩至此止，竟不复语。李鸿章的僚吴永也曾回忆说：“予当时听之，用意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这的确是一段颇具意味的掌故，也完全符合曾国藩的性格。

曾国藩对躬得践履最为执着，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兄共相鉴诫。弟能戒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意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奋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基业。

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之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摆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屈下身段，遇事体察一番。

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吝惜；智慧愈苦而愈

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遭尔推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励，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作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恨”，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

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作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万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好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为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一种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