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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心系故土福泽乡里（第4页）

广东商人与善堂组织息息相关，参与创办的善堂遍布全省各地，如嘉庆朝番禺的恤嫠公局，同治朝南海的爱育善堂、清远的尚义善堂；光绪朝佛山的万善堂、广州的广仁善堂、南海的广济医院、香山的福善堂、清远的同善堂、广州的崇正善堂、五华的回春堂、番禺的乐善医院、香山的崇德善院、龙门的同善堂、高要的同仁医院等。民国《东莞县志》卷十九“善堂”称：善堂之设，创于近代，各府州县皆有之。

善堂初始经费大多是商人独资或由商人和社会各界集资而得，维持善堂运作的经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善堂物业的租金，二是商人每年的捐助以及向社会的募捐。

广东南海商人潘壁光青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在外经商，独立在广州的长寿街开设顺记号，待积资稍裕，便筹划创办爱育善堂，他对善堂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年逾八十，仍重视善堂的建设与管理，常常步行到善堂，而将原本乘坐舆马的交通费，节省下来周济穷人。

商人作为社会人群中占有财富相对较多的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家一时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的主角。广东各地建立的善堂机构，由于来自商人的广泛捐输，不但规模大，而且积储也丰厚，从而对社会的施济也自然广泛。偶有灾荒，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几遍于全省。

以粤商为主体的民间慈善事业达到新阶段，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州设立的善堂组织不下18家，由商人主导举办的慈善事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趋势。

郑雨生自豪地认为：“而粤人之性质，则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他认为广东在当时是全国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地区，并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广东尤其是沿海地区海运通商，商业发达，风气早开，受西方思想影响，具有侠义悲悯的公义心肠；二是广东濒海，受到气候影响特易成灾，人们容易形成互助慈善的行为。

9。集资“山庄”，凝聚乡情

山庄是粤商专门集资创设了安置客死异乡同伴灵柩的场所。广东商人长期在异地经商，有的长期寓居客地，直至老死他乡，这在当时繁华的大都市，因粤商人数众多，情况更为普遍。出于浓重的乡情意识，粤商集资创办了“山庄”，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粤商山庄又成为所在地的一项重要的公益场所。

晚清以来，广州府和肇庆府商人在上海十分活跃，结成为广肇商帮。上海的广肇山庄坐落在新闸桥的西南方，最初由徐润的伯父徐钰亭等人捐资购买，占地30余亩，起初只是普通坟冢而已。清末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多达十七八万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廷枢、徐润等又在上海添置土地八九十亩之多，扩大了山庄的规模，这次购买的土地靠近上海租界的繁华地段，建造有敦梓堂、地藏殿等设施，后又陆续购买土地，使得粤人山庄达到上百亩。

山庄本来只是对客死异乡者的临时安葬场所，但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灵柩相当长时间后才能魂归故土，有的甚至永居客乡。活着的人总希望能通过某种仪式性的东西，让这些孤魂野鬼感受到他们的思念，又可借此凝聚同乡之情。

农历七月十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人们将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合而为一，超度亡灵，普度众生，提倡孝顺与博爱。各地粤商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仪式悼念已故同伴，山庄成为重要的迎神赛会场所。上海的广肇山庄每年中元节都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专门建立水陆道场，设坛讽经，届时各种纸扎的人物、供品，争奇斗巧，吸引了大批游人的观赏。同时，在山庄的道场还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杂耍、演戏活动，“游人毕集，极为热闹”。

广肇山庄举办的盂兰盆会已经超越了原先祭祀先贤的内涵，既带有摆阔式的广告味道，又具有宣传广东地域文化、丰富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公益色彩。

广肇山庄在每年七八月间举办盂兰盆会活动时，上海地区非粤籍民众大约因迎神赛会有特色，或者以为粤商祭祀的神灵比较灵验，也纷纷涌来，美女香车云集，“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山庄周围，一时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为了维持场内外的秩序，山庄主办者还聘请西捕（也就是租界警察局的西人瞽察）站岗放哨。

光绪年间上海竹枝词写道：

旅申广肇有山庄，地步宽宏寄枢忙。每遇盂兰开会日，各般陈设独辉煌。

广肇山庄竞被灵活的粤商开发为繁华都会的大聚会场所。

天津也是近代粤商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末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晚清以来，紫竹林梁家园一带的闽粤山庄，当地百姓俗称洋蛮坟地。民国《天津志略》记载，广东会馆于1916年在东局子半道之北购地200亩，划出20亩，新建山庄一所，山庄内遍栽花木果树，参仿西式。

天津的广东山庄和上海一样，也在每年七八月间，“醵资作会”，搭建起长达数百步的活动场所，悬挂着无数灯彩，聘请能工巧匠设计捆扎粤戏中的人物形象。在祭奠的那一天，锣鼓喧天，这些栩栩如生的纸人造型都挂在祭坛周围，“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至夜晚，彩灯齐放，“照如朗日”，还施放焰火，抛散食物，依然是香花鼓乐，游人兴致不减。

汉口的香山会馆每逢中元节，也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活动。据《申报》报道，1878年，有460多名粤商捐资数百金，举行祭祀神灵活动，讽诵藏经三昼三夜。1891年，粤商的祭拜活动也是讽经礼忏，铺张华丽。

山庄的建立，满足了旅居者叶落归根的愿望；山庄是乡情凝聚的表现，增进了同乡之间的感情；也是组建者赢得人心，提高威望的重要途径。

10。搭建戏台，欢聚一堂

旅居在外的广东商人在生产劳作之余，常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娱乐既能调节身心，又能增进同乡情感，是旅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广东人的娱乐内容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看戏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表达了旅居在外的广东人对故土的热爱与怀恋。

清前期，广东商人通过海路抵达天津，都会在天后宫又名闽粤会馆一带，举行隆重的酬神演戏仪式，答谢天后圣母保护商船安全的功德。每年秋后农历九月十七日的财神爷生日，粤商又在会馆设宴并演戏三天，招待各往来客户，联络感情，然后满载北方货物南返。

据1882～1891年第一期海关十年报告调查，在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城市汉口，广东会馆在竣工开馆之日，都要举行祭神、演戏的仪式。广东会馆在汉口举行的开馆演戏仪式，因声势宏大而备受当时新闻媒体的关注。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0月21日《字林沪报》报道说：在汉口旅居的广东人都是巨商大贾，坐拥厚资。他们醵资在大火路建造广东会馆一所，“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因工程建设规模浩大，花了八年的时间才竣工。为此。粤商为答谢各方关照，决定在开馆之日，在会馆舞台开演大戏。粤商对这次演戏十分重视，在全国各戏班中进行挑选，最终从北京选定了庆喜、荣升两个京班，高价邀请他们南下到汉口的广东会馆“互相演戏”。

庆喜、荣升两班对赴汉口演出十分重视，专门派人前往上海添置绣金绸缎，新制各种演出的行头，并从北京、上海聘请当时著名的演员红菊花、麻子红、赵三、王小、洪福等十多人齐聚汉口，参加演出。据报道，会馆这一造势非常成功，在落成典礼之日，汉口的头面人物个个衣冠楚楚地前来祝贺，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人山人海。应该说，这次演出充分展示了广东商人在汉口商界的经济实力，也为他们起到了巨大的广告宣传效应。

上海是近代广东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粤剧也随着广东人而进入上海。1873年农历八月初一的《申报》报道说，粤剧荣高升部到上海，在大马路攀桂轩故址开园登场演剧，上海的广东人士兴高采烈地前往观看。这是粤剧首次亮相上海滩。由于演出用广东方言对白，观众几乎全为粤人。

民国初年，广东新会人陈铁生在上海先后组建精武体育会俱乐部、上海粤侨工界协进会俱乐部和上海中华音乐会三个粤乐团体，举办训练班培养人才。后又成立中西音乐研究社，对粤曲及粤乐的乐器进行革新，创作或改编了诸如《渔舟唱晚》《步步高》《雨打芭蕉》等传世佳作，被上海人称为“广东音乐”。

戏剧表演，离不开舞台。上海的广东商人一开始只是在粤人居住地搭建竹木结构的戏台，专演广东戏，名为鸣盛梨园。1924年，广东商人又在广东人新的聚居地新广东街兴建广东戏院，取名“广舞台”，专门用来演广东戏。1928年，又在北四川路，以西方剧场的形式，兴建广东大戏院，舞台宽敞明亮，效果极佳。

天津的广东会馆直到今天仍保存完好，1986年被改建为天津戏剧睁物馆。从会馆保存下来的捐款碑刻中可队看到，当时在津的南海籍大买办梁炎卿捐款数量最多，达6000两，会馆建筑面积2300多平方米，馆内的戏台最为典型，彩绘和木雕装饰独具特色。戏台向外伸出，台口投有一根柱子，便于观众观看演出，台面70多平方米。楼上楼下可容400～600人。舞台建筑在不用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能把音响效果传送到戏楼的各个角落。

清末民初，著名京剧大家梅兰芳、谭富英、尚小云、俞振飞、杨小楼等均在天津的广东会馆参加过演出。广东会馆能请到艺术名家演出，反映了广帮在天津商界与政界的实力。广东会馆还于1915年成立天津广东音乐会，同乡音乐爱好者每周一聚。

成都和重庆的广东会馆，也是“每逢神会必演戏庆祝”。各会馆大都建有专门的戏台、戏楼，分男女看台。会馆演出的内容也以广东故土戏为主兼及其他。1805年（清嘉庆十年）刊行的《成都竹枝词》写道：

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提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

搭建戏台，同乡齐聚，盛世高歌，欢聚一堂。这是旅居者凝聚乡情的表现，也是旅居者身在异国他乡排遣思乡之情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