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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厚德载物儒道行商（第5页）

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

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东省和广州市，李嘉诚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

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祖国为家乡做出的贡献。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博士称号。

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丽莎白颁发的CBE勋爵及勋章奖章。

抛开功利而言，善行义举显示了李嘉诚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做伙伴，而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々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李嘉诚捐赠善款，不论款多款少，往往会对公众或传媒说一席爱国爱港、利国利民的话，感人肺腑。

平常不时做一些小的善事，人们固然会感激涕零，但是当他们有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时，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这才是“善之大者”，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之一。

李嘉诚先生华东赈灾的义举，就属于这种行为，这使他再一次誉满神州。

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在1991年7月11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介绍，1991年上半年，特别是五六月份以来，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5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截至7月5日，全国因灾死亡1270人。

灾害最重、损失最大的是安徽和江苏两省。据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固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对这两省的救灾工作予以特别关注。但是，由于灾害造成的损失大、范围广，目前仍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并已有灾民患肠道疾病等，大量的公路、桥梁等设施急需修复。完成上述救灾任务需要2亿多美元和各种物资器材。

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李嘉诚先生从报刊上读到关于“安徽、江苏地区遇上百年未见洪灾，灾情特别严重”等信息，他的心情很沉重，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

李嘉诚当即拨与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大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并取得一致共识，带头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

李嘉诚先生的爱国心赤子诚，无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精英和代表。

李嘉诚一生追求财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造福百姓，为了普天下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心胸宽大的表现，是他心地善良的表现，也是他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10。儒雅消费，造福万代

粤商既有在商场中翻云覆雨、叱诧风云、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又有重情义、讲道义、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儒者”胸怀。他们主张“儒雅消费，造福万代”

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一定的载体。书籍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传承文化的最好载体之一，而收集和刊刻书籍不仅需要有胆量和勇气，还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

潘仕成斥巨资建设海山仙馆，本身已是广东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而他不仅建馆、刻石，还印刷书籍。当时参观过海山仙馆的美国商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说，海山仙馆大门外不远处有一个印刷所，潘仕成为了将自己珍藏的书籍造福社会，专门设立印刷所，从收藏中精选了“足资身心学问”和坊间无流传的孤本、善本，聘请当时广东最有名的学人谭莹帮助料理。他翻刻了《佩文韵府》140卷，《拾遗》20卷，刊刻《海山仙馆丛书》475卷，共56种，又选刻《经验良方》10卷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掀起学习西学的热潮，潘仕成刊刻的“海山仙馆丛书》就极力搜寻汉译西方人的书籍加以编印，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勾股义》《外国地理备考》《火攻挈要》《全体新论》等著作。这些西方书籍对中国人认识海外世界、了解西方先进的利学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实，广州刊刻书籍的大商人，首屈一指的当推伍崇曜。他作为当时怡和行的经营者，富可敌国，他不仅是商人，而且是著名的藏书家。鸦片战争期间，他还是中英交涉的主要参与者，受到道光帝封赏三品顶戴。

伍崇曜喜好结交文化人，其中谭莹就是他的好朋友。谭莹在执教粤雅堂期间，深感本省版刻不多，外地贩运到广州销售的书籍，价格昂贵，普通学子无力购买，于是广泛搜集，精心考究，并向伍崇曜推荐刊刻。伍祟曜在他的鼓动下，致力于搜书、藏书、刻书，聘请谭莹作为搜集评判书籍的顾问，在粤雅堂辑书校书，又专门建立一座远爱楼，作为藏书之所。

伍崇曜在搜集刊刻过程中，特别重视广东地方文献整理，首刊《岭南遗书》62种343卷、《粤十三家集》182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应该说，一个士人若能拥有这些书籍，则“粤东文献略各”。他又校刻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他就这么长期坚持不懈，“零珠碎璧，集腋成裘”，终于完成《粤雅堂丛书》，凡200余种，1200多卷。辑刻之书，涉及经史考订、天文、音韵、乐理、金石、算书、地理、诗文集、人物传记、书目等，对古籍的保存与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伍崇曜从l831年（清道光十一年）开始辑刻《岭南遗书》，直到1863年（清同治二年）逝世止，刻书持续了30余年，成为清代广东乃至全国著名刻书家。张之洞把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和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江苏金山县钱熙祚辑刻的《守山丛书》，等量齐观，赞扬说：“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氓。”

光绪年间出版的《广州府志》称赞说：伍祟曜的《粤雅堂丛书》与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丛书》，“并为艺林所重。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

伍崇曜、潘仕成等一批粤商贾而好儒，以商养文，精印古籍，对广东乃至中国文化事业的耕火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他们刊印的这些书籍，仍是文献中的瑰宝。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实在教育上，所以粤商衣锦还乡后造福桑梓的首要方式就是兴办教育事业。

不少粤商，哪怕是起步不久，有不多的资本，就会考虑到投资办教育。深圳办教育出名的，如利焕南，那规模愈办愈大，小学、中学一直到专科都有；广州的贺惠山，其岭南学院已是上万学生了…

一位建筑业的老板，他原先的老本行就是教师，而且是高深的老教师。在教师贬值之际，他逼不得已离开了老本行，下了海。当初他想显示一下知识并非无用的，于是从兴宁到了深圳，开始了创业，可他包下的稍大一点的第一项工程却还是学校的，连朋友都认为他犯的是“职业病”。因为学校穷，报价多不了，没什么赚头；而且要求又高，学生安全第一，这成本便上去了。他开口报价7万，连校方都感到吃惊，因为别的建筑队报的是30万。可他7万硬是拿下来了，且把那300米的围墙造成园林式的优雅亮丽的围墙，一时在教育战线传为美谈。于是来了第一单上千万元的大工程，当然也是学校的。一座科学楼落到了他手上。人们纷传，一位老牌大学毕业的兴宁粤商，打的是服务校园、价廉质优旗号，做得真是出色。这回他也不负众望，硬是凭这一工程，拿下了同行们艳羡的建筑行业优质工程奖。最终，他“为自己”建起了学校。

用他的话说：“这是我的老本行，除去十几年建筑老板的经历，我有26年的教龄，再除去‘文化大革命’十年和这个那个运动，实际教书的时问不多，没有教够‘瘾’。其实，我是很钟情于这个职业的。”

也许，当初“下海”时他便不曾想脱离这一教师职业，所以已下了决心，一日有了钱，自己办学，提高教师的地位——这个他自己任董事长的学校，自是重金延揽人才，以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与管理团队。

粤商以温文尔雅的“高消费”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把文化与财富结合起来：文化创造财富，巨额财富反过来推动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进而造福万代，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