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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国旭日（第3页）

人物秦孝公、商鞅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于是商鞅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

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强国之术”取得了信任。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

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商鞅发挥其过人的口才及博学，坚定地表示：“行为上犹豫不决、遇事怀疑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一般而言，高人一等的想法，势必无法为普遍人所了

解。合理性的独见，无法见容于现实主义者，因为智者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便见其端倪，一般较愚钝者即使事情明显摆在那里，他也难以完全理解。所以对一般人来讲，不必和他们谈论计划，只要和他们共享政策的成果就好了。至德者的大理想主义必不和于世俗之见，建大功的人也不会处处和人们讨论他自己的计划，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便应该努力去做，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规范。”

秦孝公对商鞅的说法首先表示非常赞同。但秦赢一族的部落重要领袖，也是王室重臣之一的甘龙首先表示反对意见，他说：“圣人教化人民，绝不变其风俗，智者治理人民，也不随便改变制度，主要在顺乎自然。因风俗而行教化，才不会干扰民心，容易得到成功，顺乎原本体制来治理，不但官吏较熟习，而人民也比较能够心安。”

商鞅立刻反驳说：“甘龙之言乃世俗之论。一般人的确较安于传统，如同研究学术的人，也容易囿于其所学，这两种心态的人，做个遵守平常体制的官吏还可以胜任，却不可以用来议论需要改革时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体制都不一样，但同样成就帝王之业。春秋五霸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却同样成为霸主。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制，愚钝者照章实施；贤能的人改变传统，让没有能力者作为遵行的标准。”

大臣杜挚又警告说：“如果无法获得一百倍利益，不应奢谈变法；没有十倍的功能，不可随便更改制度。依照传统可以避免错误，遵循现有体制才不会走入邪道。”

商鞅大声疾呼说：“治理国家并不是只能遵循一种方法，要建设国家就不能够拘泥于古代制度。汤武革命推翻传统，反而成为帝王；夏桀王、殷纣王并未改变制度，却仍成为亡国之君。反对传统的不见得不对，依循现有体制的反而更难以建功，这一切都需要依照国家及环境的需要来作决定呀!”

从以上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拘泥于现有体制、反对变法的甘龙及杜挚，应属现实论者。大喊“治世不一道、治国不法古”的商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急于革新强国的秦孝公自然坚决地站在商鞅这一边，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下，仍任商鞅为左庶长，推动秦国现有体制的全面变革。

世界历史大事记

早期罗马的土地、债务、政权问题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焦点。公元前376年，盖约·李锡尼和鲁西乌·绥克斯图担任罗马的保民官，他们提出了新法案：全体公民都可以占有和使

用“公地”（罗马征服区的土地），以打破贵族历来对“公地”的垄断特权，从而减缓土地集

中的速度；平民所欠债款一律停止付息；每年选举的两名执政官中，其中一名必须由平民充

任。新法案遭到贵族的极力反对，但广大平民主持斗争。公元前367年，法案终获通过。

延伸阅读

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商鞅以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引见商鞅的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呢?”

景监也责备商鞅。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三王之道”，孝公仍感到厌烦，没有采纳。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五霸之道”，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还不错，可以跟他交谈了。”

商鞅又一次进见秦孝公，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挪动膝盖到商鞅面前，如此交谈了几天，毫不厌倦。随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了秦国。对此，景监不解地问商鞅：“你凭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特别高兴啊!”

商鞅说：“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他，劝他跟三代相比，但国君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贤明的国君，每个人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扬名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由此，我用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就特别高兴了。”

6．商鞅变法

时间公元前356年

人物商鞅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的重点在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二次则偏重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从现有史料看来，这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彻底依照理论的需要，由最高当局发动足以“动摇国本”的社会结构大调整。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他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做官奴隶。

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得君上爵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

秦国的变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行，取得初步的成效。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奖励军功使平常百姓也能依靠本领获得做官的机会，打破了官爵的世袭制，提高了战斗力，在对外战争中也不断取得胜利。这次变法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但引起了一些贵族的反感。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与前期变法相比更彻底，更侧重于制度上的变革。主要有下列六点：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废除了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都疆阡陌”。同时，允许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