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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安全与法律扩张（第1页）

8年7月29日，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某芳等18名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这个罪名一公布，不少吃瓜群众炸了锅：因为这个罪名对个人被告人的最高处罚只有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案子，为啥不能杀一两个？

如果你还没炸锅，我先来简单地解释一下，然后你再考虑炸不炸。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生产、销售劣药罪，是指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明知是劣药而进行生产、销售，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这个罪名对个人被告人的最高处罚是无期徒刑。与本罪名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罪名是生产销售假药罪，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此罪名对个人被告人的处罚最高可适用死刑。

一个假药，一个劣药，一字之差，为何处罚结果区别这么大？药这玩意儿是很专业的东西，在炸锅前我们需要先看一看《药品管理法》。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是这样规定假药的：（一）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是这样规定劣药的：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劣药论处：（一）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二）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三）超过有效期的；（四）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五）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六）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

是不是看得有点累？那我再比喻得简单一点：如果拿庆大霉素冒充青霉素打给你，这算假药；但如果拿50万单位的青霉素冒充100万单位的青霉素打给你，那这算劣药。

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区别对待两种罪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从行为性质和后果来看都有显著区别。但在今天的背景下，药品管理法中一些基于国家法益的条款也需要进行修改。比如对于一些走私进来的药品，虽然在国外是正规产品，但因为没有经过药监部门许可而在司法实践中被以“假药论”，这种论处显然忽视了患者的法益，而把一些集团和部门利益放在首位。

引发全民愤怒的长生疫苗案，让公众注意到了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并让公众将怒火转到了法律头上：无良商人为了金钱利益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犯罪，毒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苏丹红事件，直到今天的长生疫苗事件，这些犯罪已经严重地危害到了公共安全，面对这些犯罪，我们的刑法条款是不是太斯文？

客观地说，这个时期出现如此大量的危害公众安全案件源于多方面的原因，传统道德的缺失、行业垄断和部门利益、缺乏监管的监管部门才是最大的推手，要把问题都归咎于刑法不够严厉显然是片面的思考。但从司法的角度看，良好的法律对于改善经济运行环境、保障国家治理、调和社会各阶层群体间的关系的确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认真地审视一下长生疫苗案对于立法和司法的推进作用。或者说，如何通过一个公众安全事件来促进法律的扩张，让原本斯文的法条变得强大有效？

在西方国家对于药企的管理体制中，天文数字般的罚款是最常见的，这让我国刑法对于犯罪者的经济处罚相形见绌。美国医药巨头辉瑞在2009年因一起违规营销案被罚23亿美元，当时创下美国针对不当处方药开出的最大罚单。自2004年以来，辉瑞医药累计罚款金额已经超过30亿美元，罚款原因从营销、定价再到药物安全性不等。世界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2012年也遭遇了30亿美元罚款，缘由是非法销售未经核准药物。日本武田制药则在2014年因为隐瞒药物不良反应在美国被罚60亿美元。

除了对于药企的严格管理外，政府在公众安全事件中承担的责任角色也许才是法律扩张中的重中之重。

20世纪70年代，英国曾爆发百日咳疫苗和麻腮风三联疫苗事件，虽最终证明跟两种疫苗本身无直接关联，但英国政府依旧给予疫苗接种受害者相应赔偿。1979年，英国政府出台《疫苗损害补偿法》，由国家补偿受损害家庭。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府至少为疫苗赔偿过1。6亿英镑。

在日本乙肝疫苗案中，随着日本政府承认过失，长达40年的诉讼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诉讼，日本政府对此应接不暇。2010年，日本法务省和厚生劳动省决定推出一揽子解决方案，通过立法的方式彻底解决这场日本史上最大的疫苗案。2011年1月13日，日本法务省正式颁布《特定乙肝疫苗感染者赔偿特别措施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给出国家赔偿。其中规定，凡是在1948年至1988年之间接种过重复针头注射的乙肝疫苗者，无论发病与否，均可凭疫苗注射证前往厚生劳动省领取国家赔偿，并且制定了三档国家赔偿金基准：无症状者赔偿50万日元；乙肝患者赔偿1250万日元；轻度肝硬化患者赔偿2500万日元；重度肝硬化患者、肝癌患者、死亡者赔偿3600万日元。如不肯接受该法律划定的赔偿金额者，还可继续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更高额度赔偿。日本政府预计未来30年中将共有3。3万乙肝患者和4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要求获得损害赔偿，预计的赔偿金额达到3。2万亿日元之巨。

以上这两个案例中，政府在公众案件中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的推进者和监管者，当不良商人或企业危害到公众安全时，政府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也许才是真正有效的改革方向。如果只是拿下一两家企业，甚至临时修改法条增加死刑处决一两个被告人，不仅让公众感觉到受愚弄，而且还与现代法律的价值走向背道而驰。

至于如何界定政府责任并要求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又涉及司法部门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判决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也许是比界定政府责任更大的难题。

长生疫苗案中，当地公安之所以以生产、销售劣药罪提请逮捕相关嫌疑人员，也许和当前收集到的证据有关。在随后的案件进程中，不排除会寻找到新证据或者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改变罪名的情况出现。在全国人民人人喊打甚至还有律师在朋友圈发声拒绝为长生案件的被告人辩护并提议全国律协也下文不再为这些被告人辩护的案子里，嫌疑人在诉讼中的正当权利能否被保障是令人担忧的。

接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与公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法律人应该有更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洞察力，而不是像一般公众一样眼泪横飞或者唾沫满天，否则，当事人凭什么付你法律费用？

（2018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