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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逐利而行多生怨怼（第1页）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思想长河中，孔子的言论始终如高悬的明灯，穿透历史的迷雾，为后人指引着价值选择的方向。“放于利而行，多怨”，这短短七字的箴言，以凝练而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将利益作为唯一行动准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进行行为决策敲响了警钟。在当今时代，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当逐利成为社会的普遍生存法则，由此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也如潮水般涌来，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深入挖掘这句箴言的内涵，对于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坚守本心、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儒家义利观溯源：“放于利而行，多怨”的思想根基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脉络

儒家的义利之辨，发端于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那是一个思想激荡、学说林立的时代。不同学派围绕义与利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点。墨家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理念，认为义与利并非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人们可以通过彼此关爱、相互帮助来实现共同利益，这种思想强调了群体利益的重要性；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将利益视为驱使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看来，严刑峻法和利益诱惑能够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法家思想相对忽视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儒家在这场思想交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且影响深远的义利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率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观点将义与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并非完全否定利的存在价值，他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之常情，但他着重强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义的规范和约束。“放于利而行，多怨”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它清晰地指出，如果仅仅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和行动准则，必然会引发他人的不满与怨恨，进而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扰乱社会的稳定秩序。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当梁惠王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时，孟子坚定地强调，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能使上下有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深刻认识到，过分追逐利益会导致人们道德观念的沦丧，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他的这种将义置于利之上的观点，成为了儒家义利观的重要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汉代，董仲舒对儒家义利观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强调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他认为人们应该全身心地专注于践行道义，而不应过分计较功利得失。尽管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的合理性有所忽视，但它凸显了儒家对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将道德提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内涵解析

“放于利而行，多怨”中的“放”，意为依据、凭借。这句话的核心要义在于，当一个人在行动过程中仅仅以个人利益为导向，完全忽视道德准则、伦理规范以及他人的利益时，必然会引发他人的不满与怨恨。这种怨恨的产生，根源在于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破坏。

从个体层面来讲，过度逐利会使人逐渐陷入自私自利的狭隘境地。在人际交往中，那些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往往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商业合作中，有的合作方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违反合同约定，擅自降低产品质量标准，以次充好。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合作伙伴遭受经济损失，还会严重破坏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引发对方强烈的怨恨，使得原本良好的合作关系走向破裂。

从社会层面分析，当功利主义思想在整个社会中泛滥，以利为先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时，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争夺利益，可能会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市场过热时期，一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暴利，违规囤地、恶意哄抬房价。这种行为使得普通民众难以承受高昂的房价，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压力剧增，从而引发社会的广泛不满与抱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历史长河中的利欲沉浮：“多怨”的生动写照

（一）古代王朝兴衰中的逐利之鉴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长画卷中，众多王朝的兴衰更替都与“放于利而行”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秦朝的崛起，得益于商鞅变法中推行的重农战、奖军功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当时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使得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秦朝完成统一大业后，统治者却逐渐陷入了过度逐利的泥潭。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大规模修建豪华宫殿如阿房宫，以及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这两项工程耗费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同时，秦朝还实行严苛的赋税制度，百姓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压力，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以利为先、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方式，最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陈胜、吴广率先揭竿而起，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强大一时的秦朝在短短十几年间便走向灭亡，二世而亡的结局令人唏嘘。

西晋时期，门阀士族之间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互倾轧、争斗不休，奢靡之风盛行。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便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缩影。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通过抢劫过往客商等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生活极度奢华，用蜡烛当柴烧，用丝绸铺设长达数十里的屏障来炫耀财富；王恺则得到晋武帝的支持，与石崇展开疯狂攀比。这种无休止的逐利行为和奢靡之风，使得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逐渐丧失。最终，西晋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间便走向衰败，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最终走向灭亡。

（二）历史人物的逐利与悲剧

在历史的舞台上，因逐利而身败名裂的人物不胜枚举。南宋时期的秦桧，为了个人的权势和利益，力主与金国议和，疯狂打压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甚至不惜伪造证据，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忍杀害了岳飞。岳飞一心抗金，收复失地，却因秦桧的一己私利而含冤致死。秦桧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愤怒与怨恨。他的名字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了世世代代人的唾弃。

明朝的严嵩，同样是一位典型的逐利权臣。他凭借着皇帝的宠信，把持朝政，大肆贪污受贿。严嵩父子在朝中卖官鬻爵，公然收受贿赂，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导致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们纷纷效仿，以权谋私，国家的治理陷入混乱，实力逐渐衰弱。严嵩的恶行最终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不满，在被弹劾罢官后，他的家产被抄没，自己也在穷困潦倒中悲惨死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成为了历史上因逐利而走向毁灭的典型人物。

三、哲学视角下的义利之思：对“放于利而行”的深度剖析

（一）伦理学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中，“放于利而行”的行为与功利主义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功利主义强调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目标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主义注重的是结果的善，希望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然而，“放于利而行”往往是以个人利益为唯一出发点，这种行为忽视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属于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只关注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及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功利主义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行为应该基于内在的道德原则和义务，而不是受到外在利益的诱惑。康德提出的“道德律令”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动机是否符合普遍法则。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关键在于其动机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是否能够被所有人接受和遵循。“放于利而行”的行为，其动机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这种动机不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不符合道德的普遍法则，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如果企业仅仅为了追求利润而忽视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利益，但从道德层面来讲，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了道德原则和义务。

（二）心理学层面的剖析与洞察

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过度逐利的行为与人类的心理机制紧密相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细致地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当人们过度关注物质利益时，往往是在努力满足较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常常忽视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种对需求层次的失衡追求，会导致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得空虚和匮乏，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同时，“损失厌恶”心理在逐利行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损失的痛苦感受远远大于获得同等收益时的快乐感受，这种心理使得一些人在面对利益时，变得更加贪婪和冒险。以股票市场为例，一些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不顾风险，过度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中。当市场出现波动时，他们又因害怕损失而盲目抛售股票，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这种过度逐利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纠纷，招致他人的怨恨，严重影响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

四、当代社会的逐利困局：“多怨”现象的现实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