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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第3页）

伏龙芝顿了顿，表情越发严肃：“放弃顿河流域，诱敌深入。”

并没有什么爆发出来的嗡嗡声，但是人们看联合参谋长的目光凌厉起来。

“不仅是为了诱敌深入，我们还希望实施战略伪装和欺骗，营造‘我军力竭不支’的假象，让敌军，乃至整个帝国陷入轻敌冒进的氛围中。这能误导敌人做出力所不能及的进攻，也能在东方面军进攻时干扰敌人的判断。”

乌里扬诺夫缓缓地开口：“伏龙芝同志。你明白主动放弃解放区，实施战略撤退有着怎样的代价吗？”

伏龙芝冷静地回答：“这只是一个可能性，是我们规划作战方案时的意向。究竟要不要实施，看最高统帅部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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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散会之后，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康曼德正倚在讲桌的桌沿上，看着端坐在椅子上的乌里扬诺夫。

乌里扬诺夫抿了抿嘴：“决心不好下啊。”

康曼德说：“我是军人。你要问我的话，我得说联参的意见是合理的。帝国被咱们收拾狠了，心里发虚。你不想办法让他们头脑发热，那他们是不可能把战线往前拱的。甚至你一展现出大规模攻击的苗头，他们就很有可能要往后缩，甚至往陆行舰群、移动城市和永备防线里钻。”

“但主动后撤并不是什么毫无负担的事情。被敌人彻底占领顿河流域，向第聂伯河推进时，从民间到部队会有多大的波动？”

康曼德点头：“我明白，这类压力在在西北冻原上时，我也承受过。基层散布各种谣言，从部队惨败到敌人进到了什么地方，再到部队本身的消极情绪甚至逃亡现象；而在那些‘体面的’、‘文明的’地方，小市民、知识分子又要改口换倾向，准备自己在帝国治下的旧衣服了。

“但那又怎么样？军事胜利才是根本。我们讲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可一旦开战，战争就跃居政治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就像当年库尔斯克山谷里乌萨斯一个军直接完蛋了，那我刚才说的那些破事就都灰飞烟灭了。

“军事胜利是根本的。北线迂回的‘柏林计划’，本来就十分依赖突然性。如果不把帝国军吸引住，很可能还在收拾北线的两个集团军，顿河流域的敌人就反应了过来，开始往后缩。当敌人以陆行舰和军用移动城市为依托，建立密集坚固的防御阵地死守，你想想部队会遭受怎么样的伤亡才能啃下来？那时候群众就不会动摇了？”

看着乌里扬诺夫纠结的表情，康曼德继续说：“所以看你怎么选了。我们是来当顾问的，人联顾问有旁听、发言、提建议的权利，但最终的决定还是看整合运动自己。想要胜利，总是要冒险的。”

乌里扬诺夫短暂地沉默了一会，然后回答：“我心里有数。”

“然后你还得争取组织里的意见统一。。。。。。你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策的过程是一个极为艰难和痛苦的过程。现在，你得感受这个道理了。”

第二十六章在切尔诺伯格

乌里扬诺夫——这个乌里扬诺夫不是那个乌里扬诺夫，这个乌里扬诺夫是在1917年革命成功的，那个乌里扬诺夫还在闹革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后不久，曾在苏维埃的聚会上和他的同志们举杯同庆。庆祝的理由也很简单，苏维埃政权已经撑得比巴黎公社要长了，当时他们认为这是值得庆祝的。那一代革命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离开莫斯科，能够做的比前人更好，他们已然知足。而这个乌里扬诺夫跟他很像。

都是极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接下来的工作里，旁听整合运动领导集体决策的人联顾问们眼界大开。

乌里扬诺夫的务实是极为特别的。他可以忍受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做出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哪怕其中有自己最敬重的老师和最能干的助手攻击他背弃了革命理想。

——别误会，他既不觉得委屈也不会觉得忍辱负重。

他只觉得自己牛逼坏了。

康曼德与塔露拉谈起乌里扬诺夫时曾讲，乌里扬诺夫的极端务实是建立在他对理想的极端坚持上的，所以他个人敢于放弃通常认为决不能放弃的。甚至在他个人都相信决不能放弃的东西里，他也敢把一些东西暂时放在一边。

塔露拉思考片刻，同意康曼德的意见。然后表示：“只是我还是对这位领袖没什么好印象。”

“怎么了？”

“他太能喷了！”

这倒没错。虽然乌里扬诺夫通常以“儒雅的秃子”形象示人，但他的语言极为刻薄。这一点早在他还没离开移动城市，在报纸上作为激进分子写文章时就有所显露。这家伙的刻薄甚至不是半幽默的，就只是极富攻击性。那股刻薄劲堪称是喷子。

但和喷子不一样的是，他的文章和论述同时也是论证极为丰富，内容极为翔实的。

比如说，放弃顿河流域这个决定里，意见最大的当然就是保民军西方面军。从情感上讲这里已经流下了太多战友的血；从实际上讲这里的工作明明刚刚有了进展，原本的敌对村落开始有瓦解的迹象，帝国军也在被西方面军慢慢地绞成烂肉。

你在这时候跟我们讲撤回去？！

朱加什维利在收到绝密电报后连夜飞回了红旗城。在西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最高统帅长达六个小时的争（撕）论（逼）后，钢铁终于败给了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