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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徐图自强曾国藩的坚忍成事之力（第3页）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阻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两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因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作战中被击中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垒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下场堪忧。

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扛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扛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度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若北岸办得好，能将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宾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至北岸必有好消息。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越是失败越要坚挺

曾国藩语录：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韧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

靖港大败，湘军几乎全军覆灭，曾国藩也差点自杀而死。当初他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长沙练勇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官场上、社会上飞短流长，闲言碎语满天飞。有人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有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哭笑不得。此时，其父曾麟书来信，教导他应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家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现在的形势，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

曾国藩本来就忍劲十足，父亲的一番鼓励以及左宗棠的智激，使他的勇气又鼓了起来，马上叫幕僚草拟奏折，向皇上报告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幕僚详细地把岳州等地接连吃败仗的情况叙述了一遍，如实地写了“屡战屡败”一句。

曾国藩一看，觉得这样上奏显得自己也太无能了，便接过笔来，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这样一换位置，一个常败将军，突然变成了“不怕败的将军”，被动变成了主动，消极变成了积极，一副“不怕败”、“败不馁”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非常满意，令其重振旗鼓，继续战斗。有人说，这是曾国藩在玩弄“文字游戏”，其实，这是一种智慧，一种精神。

这种“伎俩”，曾国藩不止玩过一次。后来，他率领湘军进军湖北，发誓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嘱咐家人为他备办棺材，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可能因为曾国藩的决心大，因而士气很足，湘军在湖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在给朝廷上奏时，幕僚又将“备棺在家”的事写进了奏折。曾国藩见后，斟酌一番，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

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悦，对曾国藩的忠心、决心大加赞赏。无论是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还是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都表现出曾国藩的一种决心，一种毅力。正是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才挽救了行将灭亡的满清朝廷。

可见，“坚挺”是一种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很多真谛。

“坚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必须有点大公无私的精神，正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曾国藩“屡败屡战”和“带棺出征”的故事，就最能说明他的“坚挺”。

面对逆境需积极进取

曾国藩：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提出“天道忌巧”，意思是说，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处于统治阶级下层的中小地主家庭，因此，他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去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当然，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座右铭。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曾国藩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