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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第3页）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第四，痛除傲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算还过得去。至于李元度，书生气十足，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身边总算是又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巳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人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正在此时，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扛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天京发生内讧。

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以坚忍成就一生功业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闾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二月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

“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

“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耳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河防”是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的镇压捻军的策略。但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曾国藩也就没有因此建立业绩。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他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为他鼓舞斗志。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还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几乎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听从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坚忍在战场上有着很大的作用，从古战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三国时的司马懿便是一位坚忍之人。

诸葛亮率领蜀军长途奔波，赶至渭水南岸，准备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