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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名目繁多别有寓意（第3页）

朱耷为什么要自号“八大山人”呢？

原来“八大山人”这四个字连写起来既像“哭之”，也像“笑之”，哭笑不得，寓意是很明显的，它寄托了作者对于明朝亡国的切肤之痛，显示出强烈的反清情绪。

也有人认为，朱耷是取意于“四方四隅，惟我为大，而天大于我者”，故号“八大”。或谓朱耷“尝持《八大人觉经》，所以号‘八大’。”但不论何种解释，朱耷之所以要自号“八大山人”，都说明他的心头有一种难言之隐，需要借助别号来寓意于世。由此看来，古人的这个号是颇有讲究的。

到了清代，用号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但一般知识分子有号，而且上至帝王，下至社会上的其他人士也爱取号。

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记载：“古来帝王，不闻别号。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损斋’，即别号矣。”宋高宗赵构大概是以斋名自号，这透露了宋代已有帝王取号的端倪。到了明代，帝王取号就比较普遍了。

晚清学者辜鸿铭（1856~1928），福建同安人，名汤生，号汉滨读易者，鸿铭是他的字，后人多称其字而很少用他的名。晚年辜鸿铭自号“东西南北老人”。这个自号概括了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南亚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青少年时代受教育于西方的英国；长期居住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后又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这“东西南北”，构成他的人生轨迹。

维新变法领导者梁启超就有两个号，年轻时以“任公”为号抒发其救国大志。“任公”典出《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古有善捕巨鱼的任公，用大钩粗帛做钓具，以五十头牛为钓铒，蹲在会稽，下钩东海，待大鱼吞钩，牵动鱼钩在海中挣扎，千里之内都受震动。”后人即以“任公钓鱼”比喻豪迈的举止或远大的抱负。

1898年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又以“饮冰室主人”为号喻其忧国之心。饮冰，形容惶恐焦灼，典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意思是说，早晨接收诏命后，朝夕饮冰水，说明内心恐惧忧愁，焦灼不安。

后来，梁启超为两个儿子起名，他们果然也都颇有名气：长子名梁思成（1901~1972），为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次子名梁思永（1904~1954），为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贡献。

号并非中国所独有，自古以来，“号”变成为世界各国共有的民俗文化之一，“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旺盛。但现今的“号”绝大多数是由别人根据当事人的外貌、性格、特长、嗜好、生理特征、行为等特点而起的。

二、古今取号的种种方法

古今取号有种种方法，从总的选字现象考察，其特点是：文字多少不一，但以二字号与四字号为主；用字自由，不受约束，但因相沿成习，还是有一些比较一致的方法；所选文字不拘一格，但有一些常用“词尾”，如“……子”、“……居士”、“……山人”、“……翁”、“……叟”等。

总结一下，古今取号比较常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以地名为号

取号的历史研究，以地名为号出现最早，所标地名，或出生地，或是居住地，或是游历地，情况不一。此类别号有一式，即由地名加词尾“子”组成。“子”系古代男子的尊称与美称。

如老子（李耳）曾居于崆峒山，因而自号崆峒子。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老师，隐居于“鬼谷”这个地方，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自号鬼谷子以地名为号历代相承，是古人命号使用频率最多的一种方法（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早年住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只不过这种别号的格式（词尾）以后起了变化：

一是地名加“居士”，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生长在四川江油的青莲乡，因而自号青莲居士；南宋杰出诗人范成大系吴郡石湖人，故号石湖居士。

二是地名加“山人”，如元代诗人戴良，号九灵山人；明代文学家何景明，号大复山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号射阳山人。

三是地名加“道人”，如北宋诗人黄庭坚，曾游安徽潜山县山各苷寺，寺西山谷中有大石如牛眠，黄庭坚乐其山水之美，读书于斯，自号山谷道人，并作诗说：“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傍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而空归。”李公麟曾画黄山谷坐于石牛之像。南宋词人姜夔，曾寓居于浙江吴兴之武康，与苕溪白石洞天为邻，故号白石道人，其作品亦谓之《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

其他还有地名加“渔翁”或“渔父”（如皂江渔翁、东海渔父）、地名加“逸民”或“逸老”（如甫里逸民、沙河逸老）、地名加“老人”（如房山老人、洄溪老人）、地名加“学人”、地名加“农夫”或“山农”（如洞庭农夫、浮玉山农）等等。

以地名为号者，用意与含义各有不同，或因热爱故乡山水，虽云游四方，但割不断乡思离愁，故借故乡地名为号，用以寄托游子之思；或因留恋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借游历处的地名为号，以抒发自己追求自然美的一腔深情；或坎坷浮生，愤世嫉俗，隐居不仕，浪迹江湖，而以山人、野人、散人、钓叟等自标，以示胸中块垒；或借居住处的地名为号，标明自己是何方人士，以昭世人。晚清小说家吴沃尧曾居广东佛山，自署“我佛山人”，此可谓最明白地道出了别号的含义。

其实，无论是崆峒子、青莲居士，还是射阳山人、山谷道人等地名别号，其作用与含义都与“我佛山人”一样，即用来标明他是“我崆峒人”、“我青莲人”、“我射阳人”而已。

2．以室名、斋名为号

大凡文人学士最心爱、最适意的处所莫过于他的书房，一旦有了一处可供潜心研读、爽心益智的房舍，总喜欢取上一个文雅的名号，或以之明志，或以之自励，或寄情寓兴。这些室名、斋名、轩名等，有的成了主人的别号。此类别号有两种形式：

一是直接以室名（斋名等）为号，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字廷秀，曾任湖南零陵丞。当时力主抗金而遭左迁的张浚谪居永州，他曾勉励杨万里为人为文须正心诚意。杨万里甚为敬服，即据此意命其书房为“诚斋”，并自号诚斋，其传世之作也谓之《诚斋集》。又如金代文学家段成己，字诚之，其书房为“菊轩”，因而号亦为菊轩。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号姜斋，也是直接取自于室名的。

二是室名（斋名等）加“居士”、“主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居江西上饶时，曾筑带湖新居，内有一室为“稼轩”，因而自号稼轩居士，其词集叫《稼轩词》。现代画家何香凝，其画室为双清楼，因而自号“双清楼主”。

以室名、斋名、堂名、轩名等为号者，历史上不胜枚举，这是别号来历的一条重要途径。

与此类取号方式相似的，还有以生活之地的建筑物或以亭，或馆，或以宅等为号。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修香山寺，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并自号香山居士。北宋诗人苏舜钦流寓苏州，买水石筑沧浪亭，自号沧浪翁。

3．以号明志

即借立号以明品德节操、人生态度。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人民抗清活动，失败后10次步行至南京哭谒明陵；每逢端午，就在门楣悬挂红色蔓青（即燕菁，植物名）与蒜青并挂一片白布于后，上书“避青”二字，自号避青先生，以示抗清之志。这与南宋末年郑思肖自号“木穴国人”、朱耷自号“八大山人”其旨一致，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古人的别号中常有山人、野老、散人、钓徒、逸人、布衣、村民之类，这些取号者往往是在野之人，用号来表示自己鄙视功名利禄，有隐迹全身、淡泊明志之意；也有的因宦海浮沉、仕途坎坷，取山人、野老之号，大有看破红尘、乐天安命的思想。当然也有的只是附庸风雅，故作清高而已。

古人不少别号都是用来表明自己特立独行的志趣与心态的。或标性格，如唐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宋陆游号放翁；或示闲适，如宋邵雍号安乐先生，魏了翁号白鹤山人；或表师古，如明方孝孺，字希古，号正学先生；清人白篆，字羲画、号衷葵。也有的别号表明了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如清朝咸丰皇帝，在列强进迫、内忧外患之时，竟躲到承德避暑山庄，并以“且乐道人”自号，明显地反映出咸丰得过且过的消极思想。

4．因时即兴

此类别号亦系以号明志，但有着受时代、环境深刻影响的印记，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当时的文人喜欢以“居士”自号。居士，一言处士，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又指佛教中的“家主”，系由梵文“迦罗越”意译，佛教用以称呼受过“三归”、“五戒”在家之佛教徒。

唐宋之际自号“居士”的有不少是与佛教有关的，如宋张元干号芦川居士，曾几号茶山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明薛论道（字谈道）号莲溪居士等等。

元代崇尚道教，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立全真派，其徒匠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全真派盛极一时。从这时起，不少人取号喜欢以“道人”自标，如散曲家冯子振号怪怪道人，贯云石号芦花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月山道人等。

大凡改朝换代之时，一些文人常以“遗老”、“老人”、“闲人”自标，这在宋、元、明时期尤其盛行。如北宋文学家刘著，在北宋亡后曾任金朝忻州刺史，但却号玉照老人，以不忘故土皖城玉照乡。诗人蔡松年随父降金，虽官至右丞相，但在诗作中流露出对仕金的悔恨之意，并自号萧闲老人。明末思想家傅山在明亡后，穿朱衣，居土穴，自号朱衣道人、浊翁，拒不仕清。清初诗人吴嘉纪，曾在北方参加抗清活动，后隐居家乡，号野人。

晚清时期，列强割据，神州陆沉，维新和革命空气浓厚，不少文人的别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号壮飞，华兴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天华号思黄，康有为号更生，女革命家秋瑾字竞雄，号剑湖女侠，《洪秀全演义》的作者黄小配号黄帝嫡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