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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4章 晋7（第3页）

君臣共治

建兴五年（317年）二月，平东将军（一作弘农太守87

）宋哲带着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逃至建邺。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要求他在称帝后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还隐含了对其坐视长安沦陷的不满。于是，司马睿在得到许可后，在众臣的拥戴下，接受了晋王的名号8

。自此，他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7

。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司马睿，进行劝进活动。司马睿因愍帝未死、中原未复而不敢接受。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州）打败石勒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军增援祖逖34

。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即被召回建邺7

。

这年年底，晋愍帝被汉赵君主刘聪杀死。自此，司马睿称帝的阻碍消失，开始筹划即位前的事宜。太兴元年三月丙辰日（318年4月26日），司马睿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东晋正式建立。35

在登基典礼中，司马睿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他才作罢

36

。这一非比寻常的举动，一方面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即司马氏的江南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王氏兄弟建立的，而王导、王敦，一内一外，实际把持了东晋政权。时人称这种现象为“王与马，共天下”5

。另一方面，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邺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他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失驭强臣

称帝之后，司马睿虽然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官职，但是对王氏的厌恶情绪却愈发加重，态度上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为此，王导借褒奖主张“宁使网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的吴郡士族顾和的举动，表明了自己与司马睿截然相反的放纵士族政策38

；王敦则直接上疏夸耀他们弟兄的开国之功，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威胁说，自己可能要采取适当的行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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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王敦自恃手握强兵，常有废立之心40

，但他之所以迟迟不敢行动，是忌惮另外两位强藩：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二人的存在使王敦如芒在背，始终不敢有叛逆之举41

。太兴三年（320年）八月，周访病逝。王敦闻讯，如去心病，开始与亲信沈充、钱凤等积极谋划起兵部署。7

与此同时，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削弱他的实际权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太兴三年（320年）年底，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以牵制王敦。此外，他还采纳刁协的建议，于太兴四年（321年）五月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其奴客身份，编入兵籍，由司马睿的亲信刘隗、戴渊统领。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参见“为政举措”目录）。通过以上措施，他获得了大量兵员，同时触怒了利益受损的大族，这为后来王敦叛乱时他们的默许埋下了伏笔。7

太兴四年（321年）七月，司马睿以防范北方势力为由，以戴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这是对防范王敦的又一军事部署。其中戴渊奉命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管辖祖逖的豫州7

。祖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却无远见卓识，而且自己辛苦收复河南，却不得朝廷信任，心中甚为不快。不久，祖逖又听闻王敦跋扈，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担心内乱爆发，北伐难成，以致忧愤成疾，不久后便逝世42

。

祖逖死后，再无顾忌的王敦于永昌元年（322年）正月，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向建邺进攻。在王敦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他谴责了刘隗取奴为兵的举动，以求争取大族支持。同时，王敦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7

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再度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回师保卫建邺，一面下诏讨伐王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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