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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把她们肮脏的灵魂揪出来晒晒太阳，看看到底有多邋遢多污糟。）

她将手上的月牙手包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像扔手包一样将自己扔在床上。明显不是处女的床铺象遭到变态攻击，装腔作势地一声尖叫，马上又缄默了。自从应英宁把它请进这间房开始，它就一直以松松散散的立场，接受着主人懒懒洋洋的态度。它习惯主人的攻击如同主人习惯它的尖叫一样，很突然也很自然。

自己为什么挖空心思，不惜重金去套路春耕？是因为历史的不幸还是现实的残忍？对于这个第一次阅读过自己的男人，或者说自己第一次阅读过的男人，她是在心坎里爱着他还是从骨子里恨着他？今番与他久别重逢，是有账要清算还是有缘要再续？脑子里一下子涌出这么多的问题，应英宁自己也不知如何作答。她双手抱住后脑，仰躺在床上，往事有如一帧帧视频，连接不断地呈现在她的眼前。

那次从市医院做完人流回来，应英宁在家里一连呆了三天，她躲着不敢出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事会有人知道。妈妈也依着春耕娘的话给她买了不少补品，但应英宁相信，即使当时春耕娘不再给钱不曾发话，妈妈也一样会给她买不少补品的，因为她爱妈妈妈妈也爱她。妈妈当然也担心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但妈妈更担心的是女儿的身体。

班主任老师袁玫给她送来市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是在第四天早上。她从房里走出来迎接老师时看到，那天的阳光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灿烂。因为市一中是重点中学，全村二十几个应届生就她一个考入。这对应家来说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为此，木匠专门为女儿摆了几桌庆贺酒。这样理所当然地给自家增了光，也不言而喻地让别人丢了脸。那些考得不好的同学家长除了骂自己的孩子不争气，就是怨木匠两公婆太神气。不就是考个高中么？又不是上名牌大学，搞这么大排场干啥？很多人心里这么想，但嘴上不敢说，说出来怕人笑话。所以他们纵使妒嫉，也只能忍气吞声。

直到终于有一天，他们通过私人关系知道了应英宁的事，认为扬眉吐气的机会来了。一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把事件编成了好几个版本，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她的肚子是被老师搞大了的，也有人说她是被同学搞大了肚子。还有一种说法更尖酸特刻薄最恶毒，居然有人议论是她的父亲木匠搞到她肚子大了。

木匠本是做手艺的人，被人说得抬不起头来，狠揍了女儿一顿后，非但不能阻止别人说三道四，推波助澜的反而更多了。他为了耳根清净，干脆从藤具厂辞了工回到家里耕田种地，将自己的生活圈子缩到最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英宁被公开指责为贱货，稍有口角便被骂作小表资。村民茶前饭后也都爱拿小表资说事。他们总是在心里想见到她，找茬儿奚落她几句以证明他们的高尚；又总是在表面上装作很不想见到她，表示和她格格不入以体现他们的清高。这种虚伪又滑稽的丑态让应英宁感到他们的嘴脸，无耻到比真的表资还表资。她想把她们肮脏的灵魂揪出来晒晒太阳，看看到底有多邋遢多污糟。但是她做不到，她太幼弱了，幼弱如飓风里的一根鸿毛。

开学以后，她在学校里寄宿，好不容易脱离了那个让她倍受羞辱的环境。她不再想见到那些可憎的面孔；再不想听到那些刺耳的声音。如果不是万分需要，她一般不会回去乡下。她将自己汇入到城市的茫茫人海中，让自己沉浸在学校朗朗的书声里。半年以后，一个春寒料峭的中午，小她两岁的弟弟突然来学校找她，哭哭啼啼地说妈妈死了。她顾不上请假就跟着弟弟哭哭啼啼地回了家。进门第一眼，她看见曾经魁伟精壮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年，变得神情木讷憔悴不堪了。躺在床上的妈妈身材仍然匀称，只是僵硬了；面貌依然清秀，只是苍白了。妈妈脖子上一道青紫的血痕比蓝天还蓝，将妈妈带去另一世界的布条比白云还白。她在妈妈的衣兜里找到了一把半旧的黄皮卷尺，妈妈生前经常用它为那些人丈量身材的长短，但终究没能量出那些人的良心尺寸。或者这把尺用来量别的东西，还更能体现它的意义吧。应英宁这样想着，便收起了它。至于她用它去量春耕的春根，以另类的方式表示对曾经被它量过的那些人的轻视，则是许多年以后在红叶酒店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