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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酌金风波（第2页）

“世子说的极是。”李仪先是释然，接着又还是略有担心的道：“太庙献祭弄成这样，我担心的是此事不吉，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测的乱事。”

“这倒是值得担心……”

徐子先仔细想了想脑海中的回忆，京师是有变乱，不过是在崇德十三年的时候，一直强势压制百官的韩钟生了一场重病，天子三次亲临视疾，最终逼的韩钟上疏请辞，刘知远顺利上位成为左相，右相徐夏商在此之前已经告老回福州，回福州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在此之前，虽然刘知远咄咄逼人，但韩钟应对得法，始终不露破绽，刘知远和天子都没有办法逼迫实力强大的左相辞职，天子若下诏免相，恐怕知制诰的翰林学士们没有一个敢于承旨，诏旨除了要政事堂制诰房制诰之外，还得御史中丞副署才算合法，政事堂代表国家中枢的大脑，尚书省则是执行政务的最高机构，御史台则是监督百官，同时也有监督天子的诏旨是否合乎情理律法，如果御史台感觉天子的诏旨不合律法情理，则由御史中丞负责封还诏书。如果中丞不愿为此事，御史台的都御史们都有这个权力，他们会争先恐后的干这种事，没有风险，还能留名千古。

这也是大魏太祖御制铁碑留下来的好处，不以言罪人，行事要有法度，这可都是刻在铁碑上的煌煌圣训，虽然现在太祖的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但二百多年下来的传统就是这样，任何一位大魏宗室，不管其性格如何，治国理政的手腕高低不同，已经很难脱离大魏的这套体制了。

开国者可以建立一套体制，而其后的人就只会在开国者建立的体制之下行事，推翻这种体制需要的威望，政治手腕，权力，还有魄力都是缺一不可。

任何想破除体制的行为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大魏武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位皇帝也算雄才大略，但行事多不受成法约束，甚至多次亲征北虏，深入不毛。

虽然禁军在武宗的调理下战斗力提升极大，多次战事获胜，但皇帝死后的谥号也就是武宗，朝官用这种办法来抗议不守成法的天子，也是一种不太隐晦的对死去天子的批评。

韩钟党羽众多，掌握着朝廷的实权，天子的诏旨一下，定然会被都御史们驳回来，除了引发朝堂震荡之外，没有任何的好处。

如果韩钟感觉不被信任，羞愧致仕，会引发更进一步的连锁反应。

而更可能的结果就是韩钟反过来质问天子的决断，以韩钟的刚烈秉性来说，更大可能是后者。

这一下乐子就大了，左相不仅不辞职，反而质问天子，如果天子掌握不了局面，很可能被迫下罪已诏来挽回混乱的局面……

要是事情演化到这种地步，大魏朝堂可就没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局面会更加的危险，所以天子隐忍数年，一直到韩钟重病，其党羽纷纷选择投靠刘知远，在这当口天子亲临视疾，连续三次，最终逼迫韩钟退位。

而韩钟在回秦凤路老家的半道上被人截杀，全家老小二十余口全部遇难，当时舆论大哗，天子亲自下诏彻查，政事堂的宰相居然被暗杀，当然是大魏的丑闻，但这件事查来查去都没有结果，一直到东胡攻克京师，崇德帝自杀殉国那天，韩钟被害的案子都没有被侦破。

到近一年之后，消息逐渐传开，刺杀韩钟的刺客就是刘知远所派，而刘知远也早就被杀，这件案子，只能令人嗟叹几声了。

徐子先仔细想了想，心中隐隐有所警惕。

京师的水实在太深，也太凶险，此前自己以为过了一关，有些情绪过于放松，看来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

“李公放心。”徐子先再次举起斧头，劈开一根圆木，他说道：“我会多带人手，小心行事，袭爵考试之后，立刻返回福州。”

“这就是了。”李仪欣慰的道：“世子英明天授，只要心生警惕，那是无人可以对世子有所不利。”

李仪继续赞道：“秦典尉说，刘益只是告诉世子怎么发力和出招的招式，怎么转化利用，得靠世子自己来练。短短月余时间，世子一直坚持以站桩，打桩，还有劈木的办法来训练发力，每天最少练四个时辰，还和将士们吃住在一起。甚至十余天不回内宅，仅从毅力这一方面来说，已经很少有人能及得上世子了。”

现在已经进入十一月份，这是文宗年间编制的天观历，徐子先感觉还是并不完善，有很多粗疏的地方，总体来说还算合格。

气温估计已经降到白天十五六度，夜晚五六度左右，很快会变得更冷，这个时代的福州，白天十度左右，夜晚零度左右的天气也会维持一个月左右，那是相当的冷了。

近海多水地方，空气较为潮湿，湿度很大，加上天气寒冷，湿冷的滋味相当难熬。

每到年底的时候还会下一两场雪，对后世很多福建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的经验。

这个时代广州也一样可能会下雪，这并不奇怪。

当然相对来说寒冷的程度不能和北方相比，而且时间也短，也就一个月左右，到一月份时天气会开始转暖，二月时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福建路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