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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是非功过（第5页）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19]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20]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前81），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前72），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