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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能成功领着我一起去死。

据说后来情绪失控的从绪被一众来探病朋友和护工强行带走了，被诊断为抑郁症复发，去了别的地方接受治疗。那之后所有人都一致觉得我们的状态不适宜再见面。

很久以后，身心逐渐恢复的我也不想见她。我只会逃。

于是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现在的我举目无亲，母亲得之我孤伶伶一个人病着，难得大发善心过来照顾我了一阵子。我给了她一些钱。谁知她泫然欲泣的模样，说对不起我。

她说：“妈妈不是为了钱才来的，不要这么想我小黑。”

我出院之后，政府的管控已经明目张胆的超出了此前疫情的医学范畴。集权体制日益紧缩，这个国家像一个蒸汽翻滚的大锅，有些上层人们像濒死的鱼虾一般，抓住锅盖盖上的最后间隙向外跳。

盖子一旦盖上，剩下的，就是一片强制的死气沉沉。

那天我走在牌楼大街去买饭，北市的空气浑浊，买完拎着袋子过了转角就是晨昏交界。沿街小店，新开的，老牌的，关的关，锁的锁。这座城市遭受几年疫情与苛政的折磨，已经失去了生气。

于是我觉得该走了。

伏明义死的时候我死了一半。记忆中的从绪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彻底死亡。连同这座我曾经热爱的城市一齐溃烂。

出国前赵一锦说要送送我，我们喝得不省人事。她哭得如丧考妣，我笑着拍她，我说：“姐，你哭什么呀。是不想我走吗？”

她说，“你懂什么呀。”

“哟，怎么了？你也像我一样被甩啦？”我问：“话说一直听你说你的那个她她她的，但也没见过，藏的这么好。现在我都要走了，和我说说呗。”赵一锦之前每次提到她就只是带一下，从不向深里说。

她低头趴在桌子上，醉眼里有些伤感，“哦，她呀”

“我跟她五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她醉倒走不动路了，有人来接她。我开门时意外地发现来的人是董蕴。

我醉得迷糊，但似乎恍然了。

董蕴俯身搂着她，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赵一锦抬手推了推她让她走开。她沉了沉眼眸，说：“乖，回去了。”然后将醉得一塌糊涂的赵一锦扶到车里。踏进车门之前，她回头深长地望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的点点头，让她放心。

目送那辆昂贵的车远去，然后我又离开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