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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1章 孝怀皇帝下（第1页）

彭仲荡的儿子彭天护带着一帮胡人去攻打贾疋，彭天护假装打不过就跑，贾疋追上去，结果夜里掉进山涧里，彭天护抓住他就给杀了。汉这边就让彭天护当了凉州刺史。大家推选始平太守麹允兼任雍州刺史。阎鼎和京兆太守梁综争权，阎鼎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梁综给杀了。麹允联合抚夷护军索綝、冯翊太守梁肃一起发兵攻打阎鼎，阎鼎没办法，逃到雍地，结果被氐族人窦首给杀了。

广平的游纶、张豺聚集了好几万人，占着苑乡，接受王浚任命的官职。石勒派夔安、支雄等七个将领去攻打他们，把他们的外城给攻破了。王浚派督护王昌带着各路军队，还有辽西公段疾陆眷、段疾陆眷的弟弟段匹磾、段文鸯，堂弟段末柸，总共五万人，到襄国去攻打石勒。

段疾陆眷在渚阳扎营，石勒派将领们出去迎战，结果都被段疾陆眷打败了。段疾陆眷开始大规模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城，石勒这边的人都很害怕。石勒召集将领和谋士商量，说：“现在咱们城墙和护城河还没修好，粮食储备也不多，敌人人多咱人少，外面又没救兵，我想带着所有人跟他们拼了，你们觉得咋样？”将领们都说：“不如坚守，把敌人耗疲了，等他们退的时候再出击。”张宾和孔苌说：“鲜卑族里，段氏最勇猛剽悍，而段末柸又是段氏里最猛的，他们的精锐都在段末柸那儿。听说段疾陆眷定好日期要攻打北城，他们大老远跑来，连着打了好几天仗，觉得咱们势单力薄，不敢出战，肯定松懈了。咱们先别出去，装出害怕的样子，在北城挖二十多个突门，等他们来了，还没摆好阵势，咱们出其不意，直接冲向段末柸的营帐，他们肯定吓懵，来不及反应，咱们肯定能打败他们。段末柸一败，其他人不用打就自己溃散了。”石勒觉得有道理，就偷偷挖突门。过了一会儿，段疾陆眷攻打北城，石勒登上城墙一看，发现他们的将士有的把兵器扔一边睡觉呢，就命令孔苌带着精锐士兵从突门冲出去攻击，城上的人敲鼓助威。孔苌去攻打段末柸的营帐，没打下来就退回来了。段末柸追出来，冲进石勒军队的营门，结果被石勒的人抓住了，段疾陆眷他们的军队都往后退。孔苌乘胜追击，敌人的尸体躺了三十多里地，缴获了五千匹战马和铠甲。段疾陆眷收拾剩下的人马，退回渚阳驻扎。

石勒把段末柸当人质，派使者去跟段疾陆眷求和，段疾陆眷答应了。段文鸯劝说道：“就因为段末柸一个人，咱们就放过快被消灭的敌人，不怕王浚埋怨，给自己招来后患吗？”段疾陆眷不听，又用铠甲、战马、金银财宝贿赂石勒，还把段末柸的三个弟弟送来当人质，要赎回段末柸。石勒的将领们都劝石勒杀了段末柸，石勒说：“辽西鲜卑是个强大的部落，跟咱们向来没仇，他们就是被王浚指使的。现在杀一个人，却跟一个部落结仇，这不是好办法。放他回去，他肯定感激咱们，以后就不会再听王浚的了。”于是给段疾陆眷送了很多金银财宝作为回礼，还派石虎和段疾陆眷在渚阳结盟，结拜为兄弟。段疾陆眷带着人回去了，王昌等人没办法单独留下，也带兵回蓟城了。石勒把段末柸叫来，一起喝酒吃饭，还发誓当父子，然后送他回辽西。段末柸在路上，每天都朝着南方拜三次。从此，段氏一门心思归附石勒，王浚的势力就开始衰落了。

游纶、张豺向石勒请求投降。石勒攻打信都，杀了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又让邵举当冀州刺史，驻守信都。

这一年，闹起了大瘟疫。

王澄年轻的时候，和他哥哥王衍在国内那是相当有名。刘琨对王澄说：“你表面看着洒脱开朗，其实内心浮躁冲动，就你这样混社会，怕是不得好死。”王澄到了荆州后，特别欣赏成都内史王机，觉得王机仅次于自己，让他对内当自己的心腹，对外当得力帮手。王澄好几次被杜苾打败，威望和名声都受损了，可他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点不担心害怕，整天就和王机喝酒赌博，搞得上下离心离德。南平太守应詹多次劝他，他都不听。

王澄亲自带兵去攻打杜苾，在作塘驻军。原来山简的参军王冲带着人来迎接应詹，想让他当刺史，应詹觉得王冲不靠谱，就没答应，回南平去了，王冲就自己称刺史。王澄害怕了，派部将杜蕤守江陵，自己把治所搬到孱陵，没多久又逃到沓中。别驾郭舒劝他说：“您治理荆州虽然没啥突出政绩，但好歹是一州人心之所系，现在咱们往西收拢华容的兵力，足够收拾王冲这个小角色，您为啥要自己放弃，急着逃跑呢！”王澄不听，还想带着郭舒往东走。郭舒说：“我身为您的下属，没能帮您改正错误，现在让您逃跑，我实在不忍心跟您渡江。”于是留在沌口驻守。琅邪王司马睿听说这事，征召王澄当军谘祭酒，让军谘祭酒周顗接替他的位置，王澄就去应召了。

周顗刚到荆州，建平的流民傅密等人就叛变，去迎接杜苾，杜苾的部将王真偷袭沔阳，周顗一下子就乱了阵脚，丢了地盘。征讨都督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一起攻打杜苾，王敦自己进驻豫章，给各路军队做后援。

王澄路过的时候去拜访王敦，他觉得自己名气一直比王敦大，还像以前那样轻视王敦。王敦火了，诬陷他和杜苾通信，派个壮汉把他给勒死了。王机听说王澄死了，害怕自己遭殃，因为他父亲王毅、哥哥王矩都当过广州刺史，就去找王敦，想当广州刺史，王敦没答应。正好广州将领温邵等人背叛刺史郭讷，迎接王机当刺史，王机就带着一千多奴仆、门客和学生进了广州。郭讷派兵阻拦，可那些将士都是王机父兄以前的部下，没打仗就投降了，郭讷没办法，只好让位，把广州让给王机。

王如的军队里没吃的了，官军来征讨，他的手下好多人都投降了。王如没办法，只好向王敦投降。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玠都去世了。卫玠是卫瓘的孙子，风度翩翩，特别擅长清谈。他觉得别人有做不到的地方，要以情原谅；别人无意冒犯自己，要用理开导，所以一辈子都没让人看出他高兴或者生气。

江阳太守张启，杀了代理益州刺史王异，自己取而代之。张启是张翼的孙子，没过多久就病死了。三府的文武官员一起上表，推举涪陵太守向沈代理西夷校尉，往南驻守涪陵。

南安赤亭的羌族人姚弋仲往东迁到榆眉，好几万戎族和汉族人都背着孩子跟着他。姚弋仲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内核解读】

西晋末年乱世风云：权谋、战争与人性的多维博弈

这段史料勾勒出西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的乱世图景，其中的战争谋略、权力倾轧与人性抉择，既展现了时代的残酷底色，也暗含着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从政治格局到个体命运，从军事博弈到族群关系，诸多维度共同编织出一幅动荡时代的生动画卷。

权力漩涡中的生存博弈

西晋末年的权力场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各方势力在其中激烈碰撞，每个人都在生死边缘挣扎。彭仲荡之子天护利用战术伪装，设下陷阱斩杀贾疋，随后被汉政权任命为凉州刺史，这一事件尽显乱世中“以武力定官位”的丛林法则。权力交替不再遵循传统礼法，而是取决于军事胜负，这种无序状态加速了原有统治秩序的崩塌。

阎鼎与梁综的权力之争更具典型性。为争夺雍州控制权，阎鼎直接诛杀对手，却引发麹允、索綝等势力的联合反击，最终身死氐人之手。这揭示出乱世权力斗争的残酷逻辑：暴力手段或许能暂时解决对手，却难以赢得人心，更无法构建稳定的统治基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麹允被众人推举领雍州刺史，虽未详述其德行，但“众推”二字暗示着在乱局中，仍存在基于威望的权力认同方式。

王澄的命运则演绎了名士在乱世的生存困境。他凭借出身与名声一度身居高位，却因“纵酒博弈”“傲然自得”的行事风格失去人心，最终在与王敦的权力较量中被诬杀。刘琨对他“内实动侠，难得其死”的评价精准预言了其结局，这反映出西晋末年士族阶层空谈误事、缺乏实际治理能力的群体弊病，他们在乱世中仍固守清谈风尚，最终被时代无情淘汰。

军事智慧与战略抉择的经典演绎

石勒与段部鲜卑的襄国之战，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至今仍具启示意义。面对段部五万大军的围攻，石勒军“城堑未固，粮储不多”，处于绝对劣势。在诸将主张坚守疲敌的常规思路下，张宾、孔苌提出的“突门战术”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洞察力。

他们精准把握敌军心理：段部大军远来，连续作战后必然产生懈怠情绪，尤其轻视“孤弱不敢出战”的石勒军。基于此，他们设计了完整的战术链条：先“示之以怯”麻痹对手，再秘密开凿二十余道突门作为奇袭通道，最终锁定敌军精锐所在的末柸营帐作为突破口。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思想，完美体现了《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的军事哲学。

战斗过程中的细节更显双方博弈的精彩。石勒登城望见敌军“释仗而寝”的懈怠状态，抓住战机下令出击；孔苌进攻末柸营帐虽初战不利，却在敌军追击过程中反败为胜，最终俘获末柸。这场战役的转折不仅在于战术执行，更在于对战场瞬息万变形势的精准把握。

战后石勒对末柸的处置更显战略远见。在诸将主张诛杀末柸以绝后患时，石勒清醒认识到“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非计也”，选择释放末柸并结为盟友。这一决策彻底瓦解了王浚与段部的联盟，使“段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展现了政治军事一体化的战略思维——军事胜利只是手段，通过外交手段转化胜利成果、构建有利政治格局才是根本目的。这种将战场胜利转化为政治优势的智慧，远超单纯的军事层面考量。

族群关系与势力重组的时代特征

西晋末年的乱局本质上是一场多族群参与的权力重构过程，这段史料清晰展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段部鲜卑作为“勇悍”的少数民族势力，最初被王浚利用攻击石勒，却在利益权衡中最终倒向石勒，这反映出乱世中族群关系的本质是利益联盟，而非固定的民族对立。

石勒对段部的策略极具示范意义。他没有将少数民族视为天然敌人，而是根据实际利益决定外交政策：对作战被俘的末柸“与之燕饮，誓为父子”，厚礼遣返；与段部盟于渚阳“结为兄弟”，通过人格化的结盟方式构建政治信任。这种超越民族隔阂的务实策略，使其成功争取到段部支持，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相比之下，王浚试图依靠外力维持霸权，却缺乏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最终导致势力衰落。

羌人姚弋仲的崛起同样值得关注。他“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羌校尉等职，展现了少数民族领袖在乱世中凝聚力量、建立政权的过程。“戎、夏”民众共同追随的现象，打破了传统的民族界限观念，说明在生存压力下，普通民众更关注领导者的治理能力而非民族身份，这为后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埋下伏笔。

乱世中的人性百态与社会困境

史料中穿插的各类人物命运，展现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面相。卫玠“美风神，善清谈”，秉持“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的处世哲学，终身“不见喜愠之色”，这种在乱世中坚守内心秩序的名士风范，与王澄等人的狂放形成鲜明对比，成为黑暗时代中的一抹亮色，却也难逃早逝命运，暗示着美好品格在乱世中的脆弱性。

“是岁大疫”四字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沉重的社会现实。战争与瘟疫往往如影随形，大规模疫病的爆发加剧了社会崩溃，不仅导致人口锐减，更动摇了民众对政权的信心。这种自然灾难与人为战乱的叠加，使西晋末年的社会陷入更深重的危机，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受害者。

王如“军中饥乏，其党多降”的结局，反映了流民武装的脆弱性。缺乏稳定后勤保障的流民势力，在官军征讨下难以持久，最终只能选择投降，这揭示出乱世中生存资源的重要性——军事力量的维系离不开经济基础，任何政权若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终将走向覆灭。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这段史料所呈现的西晋末年乱局，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在秩序崩塌的时代，单纯的道德说教或军事蛮力都无法持久，唯有将战略远见、军事智慧与政治手腕相结合，才能在乱世中立足。石勒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兼具军事家的战术素养与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既善于抓住战场战机，又懂得通过外交手段巩固胜利成果。

同时，这段历史也警示后人：权力斗争若失去道德约束，终将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阎鼎杀梁综、王敦杀王澄等事件，虽暂时解决了权力冲突，却加剧了社会信任的崩塌，使整个时代陷入无序状态。而石勒对段部的怀柔政策，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通过构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实现不同势力的共存共赢。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重要片段。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战争与合作中不断互动，最终推动了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的形成。姚弋仲带领羌人东迁、段部鲜卑与石勒结盟等事件，都表明中华民族的形成并非单一民族的自我延续，而是多民族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

西晋末年的乱世风云虽已远去，但其中蕴含的权力博弈规律、军事战略智慧与民族融合逻辑，仍在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为后人提供了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