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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章 明初四案（第3页）

和“谋反”

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

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

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8]。

其中位居“勋臣第一”

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9]。

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

此案在当时受到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

实为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明朝时每年各个布政使司下属府州县都需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缴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

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後完全相符方能结算。

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

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

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後书者，谓之"

空印"

，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

《中外历史年表》），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

明太祖朱元璋获知此事後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

《明史·刑法二》在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曰：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盗官粮，于是下旨查办。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外，还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并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朱元璋令审刑司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

总计一共损失精粮两千四百万担，“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史称“郭桓案”

。

朱元璋在《大诰》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麼过分的，实在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