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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第1页）

童年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贫穷而清白的岁月。

我出生在鲁北平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村里有百余户人家，却都姓一个姓，被人称作“父子庄”。据说，村子的祖先从河北迁安辗转来此定居，到我出生时已传了15世。

母亲一直夸我运气好。我出生那年，村里规定农历十月一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当年不分口粮——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乡亲们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粮食分配按所谓的“人七劳三”。而我出生，比规定时间早了两天，生产队就多分给我家一口袋玉米（130斤左右）。家里人自然很高兴，认为这个孩子给一家人带来了福气，将来一定有口“好饭”吃。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吃饭确实是“大问题”。我们家当时没有分家，爷爷奶奶领着20余口人生活，妇女们在家看孩子，能出工挣工分的劳力太少，日子一直过得比较紧巴。一年到头，吃的是黢黑梆硬的地瓜面窝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一点白面粉的影子。我是长子长孙，家里特别优待，每逢过节就把走亲戚用的白面馒头省下几个来给我打牙祭。记得年节一过，母亲就把这些白面馒头放在一个半新不旧的竹篮子里，高高挂上房梁。每逢馋虫大作，我就踮着脚吮着手，望篮兴叹。

有一年夏天，恍惚记得家乡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乡亲们被迫从屋里搬出来，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帐篷里——在院子里的平地铺上席子和被褥，从四周的树上扯起蚊帐的四个角。妇女们一边摇着蒲扇帮孩子们驱赶蚊子，一边叽叽喳喳地说话；男人们却毫不畏惧地躺在屋里大炕上睡觉。真是祸不单行，那年夏天刚过不久，有一天大喇叭里突然放出哀乐，乡亲们都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向村后的打麦场拥去，个个眼睛哭得红通通的，多年后才晓得，原来是我们国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关乎天地，生死更非寻常可比，所以天地才会有这么大动静。然而天地动静再大，日子再艰难，庄稼人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又过了几年光景，大队喇叭开始传来“上面”的政策，要实行包产到户，队里的集体财产准备分给各家各户，并且耕地也要按人口分配了。消息传开，村里着实热闹起来，先是领牲口、领农具，我们一家就分到一匹骡子、一套耕耙和播种的农具；又按着人口多寡、土地肥瘠分配了村里的土地，我家每人分到二亩地。

自从重新分配了土地以后，农村一夜之间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家家户户能劳动的男女着了魔似的奔向田野，在“自己的”土地上忘我地耕耘着，用勤劳的双手描绘着崭新的生活画卷。我那时已经七八岁，能够顺着自己家地排车的车辙印找到地里去，这令在地里埋头干活的大人们既欣喜又担忧。我却异常快活，脱下鞋子，打着赤脚在无边无际的田地里欢笑着、跳着、跑着……

童年时期最温馨的记忆就是过大年，家里提前买好猪肉、面粉、鞭炮等准备过节，母亲新做的衣服和鞋子也穿在孩子们身上。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当时家家户户要祭灶，据说灶王爷吃过饺子就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报告家里的好消息以博取玉皇大帝的欢心，让玉皇大帝保佑来年有更好的收成，过上更好的日子。小年一过，二十四、二十五收拾屋子，打扫院子，到处拾掇得干干净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蒸馒头，蒸年糕，炸鱼肉；二十九、三十祭祖，贴对联，包水饺。三十晚上，在街上较了“明”——每家一捆玉米秸秆竖在当街，点火后看它朝哪个方向倒，朝谁家方向倒就预示着谁家来年日子“火”。此时的各家就在堂屋里团聚守岁，直到半夜时分。大年初一，大人孩子早早起来挨门挨户相互拜年，路上碰见互道一声“过年好”，孩子们有时会得到数额不等的压岁钱……

我终于能下地干活了，自然成了“劳力”，任务就是帮助大人打猪草，算是支持家庭副业生产。记得那时天天跟着邻村一位姓杨的哥哥出去，他比我大四五岁，已经上学好几年，读了不少书。他在我眼里，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最擅长讲《西游记》中的故事。我们天天一块儿打猪草，他给我讲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高老庄、流沙河等故事，一直讲到师徒四人到西天取回了真经。他的“博学”令我感到惊讶和羡慕，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没想到上学能够学到那么多奇闻趣事，于是上学的念想就在心头萦绕不去。

也许打猪草的成绩令家人较为满意，母亲精心缝制了一个书包，买了一块石板和一盒石笔，然后把我送进本村的学堂里，恭恭敬敬地交给一位本村的民办教师（按辈分我应称他哥哥），算是开启了我的学生时代。这位老师极严肃认真，而且非常有耐心，他一人教授语文、数学两门课。尽管当时学堂的条件差，校舍是本村的磨坊腾出来的，课堂里的桌椅板凳都是破破烂烂的，我却感觉接受了最好的启蒙教育。学校里发的崭新的课本，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一页页翻着，上面彩色的插图深深地吸引着我，令人心醉神驰。随着老师娓娓动人的讲授，我认得的字渐渐多了起来，加减乘除也慢慢学会了，年终考试成绩还不错，甚至不比上学年留级的同学差。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