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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炎夏，A市火车站。

高燃一手拖着黑色大行李箱，一手从牛仔裤口袋里摸出诺基亚开机，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喂，妈，我到站了。”

那头的刘秀在给老太太洗头发，洗到一半接的电话，“小兴呢？他上午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说你手机关机，急的跟什么一样，接到你没有？”

高燃跟着人群走到台阶那里，单手提起行李箱往下走，“没，我还在站里。”

“那你当心着点。”刘秀叮嘱儿子，“你是新人，才刚毕业，没什么探案经验，在局里要低调谦虚些，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你的上级，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高燃说知道的。

刘秀是真的不希望儿子当警察，从他考上警校的那天起就没少唠叨，也常常叹气，还做噩梦，梦到儿子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

儿子还没毕业，刘秀就有些神经衰弱。

警察的工作太危险了，又很苦，儿子偏偏像是中邪了似的，死活就认定了那条路，一直在坚持，怎么都不肯放弃，刘秀看在眼里，欣慰又很担忧，她只能年年大年初一叫上高建军一块儿去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儿子平安。

“小燃，出任务要跟着经验丰富的前辈，别莽撞，也别逞强好胜，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晓得的吧？”

高燃说他晓得，“挂了啊妈，我要出站了。”

人群拖着疲惫的脚步排队出站，外头有很多人举着牌子嚷嚷，有的牌子上是地名，有的是宾馆名字，一个个都在热情积极的揽生意。

天气燥热无风，嘈杂声冲击着人们的耳膜，一边往前挤，一边呼吸着浑浊的空气，会让人感到烦躁，坐长途车已经够累了，下车还这么吵闹，谁也没什么好脸色。

高燃挤出车站，球鞋上多了几个鞋印，他站在空地上点根烟抽，眯着眼睛长长的吐出一个烟圈。

一个中年人操着当地的口音上前问，“小伙子上哪儿去哦？西亭走不走？还差一个人，你上去，我们现在就走。”

高燃没搭理，市局就在西亭，高兴那小子说来接他，人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有几个青少年经过，其中的两个女生朝高燃这边看来，她们小声谈论，脸庞青涩稚嫩，眼里是遮掩不住的害羞。

高燃对女生们笑笑，看她们红了脸，不禁有些恍惚，想到了年少时的一些事，一些人。

五年了。

国内的经济滑下去，升上来，一路攀升，现在是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互联网开始使用，渐渐覆盖全球，电子产品也多样化，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了，钱没五年前值钱。

高燃喜欢吃的老冰棍从五毛涨到一块，烤年糕也长了一倍。

五年里，县城的高楼大厦平地起，时代广场大超市盖了几个，天元饭店那块地被买走改建成古镇，一切看似是在发展，其实是在退步，人变得懒惰，腐败，混吃等死。

高考那一年，有人欢呼，有人痛哭，有人迷惘，也有人因一念之间的放弃做出错误选择。

高燃梦想成真，顺利考上警校，贾帅也达到目标，顶着理科状元的闪亮头衔被顶尖的医校录取。

张绒模拟考的成绩都很好，平均在700分左右，学校，老师，同学，她妈妈张桂芳，巷子里的邻居，她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省内的理科状元会在她跟贾帅之间出现，却没想到她高考连一本的分数线都没到。

上不了一本，就上二本，也可以复读，甚至进入社会，真的不是单项选择。

但对张绒来说，没考上，不亚于世界末日。

那时候高燃还来不及激动，就被隔壁的压抑氛围也打乱了思绪，他几乎天天听到张桂芳的骂声，张绒的哭声，邻居们经过她家门前，都不会进去劝说两句，没用，张桂芳的为人谁都清楚，一个不好，还会被喷的狗||屁不是。

高燃记得是在他开学前一天，张绒割腕自杀了。

虽然被抢救过来捡回了一条命，她却患上重度抑郁症，豆蔻年华就被送到疗养院接受治疗，匆匆改变了人生轨迹。

张绒一直是个小名人，人长得好，礼貌懂事，学习优秀，她出事以后，巷子里的舆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春夏秋冬转换了两次，人们才不再去提张绒的名字，也不再关心她妈妈张桂芳的去向。

没人知道张绒为什么想不开要自杀，为什么得那么严重的抑郁症，为什么好好一个女孩子变成精神病患者，她到底经历过什么。

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很艰难。

老人常说，咬咬牙就过去了，可也有过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到，就完了。

高燃大一那年，高建军把县里的房子卖掉，在市里买了一套90多平的商品房，五年过去，房价翻倍上涨，照这个趋势，再过五年，十年，房价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可惜那时候报纸跟电台新闻不炒房，只炒股，老百姓们兜里有几个钱就砸进去几个钱，股票涨涨跌跌，他们做了一把用钞票堆起来的过山车，恍如一梦。

同一年的秋天，老太太病情恶化，在医院里待到冬天才有好转，她出院后被高燃他爸接回家，经过了他妈妈的同意。

也就在那个月底，高燃的小叔小婶离婚了，高兴没跟他爸去国外逍遥快活，也没去大别墅里跟他妈生活，而是来找高燃，身家是一张身份证件，一个皮夹，一个小老虎玩偶。

天知道他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