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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第2页）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断限等十多种问题，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史通》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经验，批评各史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反对骈文入史和因袭古人词句的做法，提倡用“当世口语”撰史。这些主张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关于史官制度，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论述了历代史官建制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史通》还主张对当时各“杂史”区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并提出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作史原则。

此外，《史通》还论述了关于史学工作的问题。它把史学工作分为三个等第，并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三长”之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

作品评价

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抵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中国史学史论集（二）》）对刘知几及《史通》作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利于分清和了解《史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肯平和地对其进行学术定位。通过把握学术活动过程的源流变革，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

学术研究

唐宋

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该书已经开始流传，但是，赞赏者不多，质疑者不少，刘知几还专门写了一篇《释蒙》来为自己进行辩解。《释蒙》其文已佚，所以不知道当时人为何对《史通》作何批评，亦不知刘知几如何应对的。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刘知几去世后，唐明皇令人抄写其《史通》进呈，读后大为赞赏；“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3171然该书问世伊始虽已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和同时代史家徐坚的认可及褒扬，但在复古崇经之风盛行的中晚唐很少有人提及其书，好像并未大行于世、广泛流传，至少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说明其大受欢迎。其主要原因概为《史通》的《疑古》与《惑经》两篇对儒家经典和圣贤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史通》一书对《尚书》《春秋》所载圣君贤臣的事迹大胆质疑，对孔子修史的某些做法也大加批判。这让后世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一些文史学者极为不满。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学者柳璨撰《史通析微》（又名《柳氏释史》）一书，该书是最早专门评论《史通》的著作，今已不存。但据两唐书《柳璨传》可知柳璨在书中批评《史通》对先贤经史多有指摘，评价失当。北宋孙何著有《驳史通》“若干篇”，今已经不存。这些指责，虽然只是针对《史通》的部分篇章的某些问题，但措辞严厉，对《史通》的整体评价，对唐宋时人对《史通》的接受或与一定影响。

总的看来，唐宋时期的学者多从经学的角度对《史通》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指摘。《史通》一书从宋至明，少人问津，论者不多。正如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序》所言：“昔人以其诋诃前贤，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诸篇，尤为世所诟病，故其书始成，传习者少，而讹脱者亦甚。”

明清

明清时期是《史通》整理、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明代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陆深《史通会要》3卷，李维祯、郭延年《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20卷。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20卷，浦起龙《史通通释》20卷、纪昀《史通削繁》4卷。

民国到当代

民国以后至当代，从史学的角度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继续深入进行。这些研究成果或以传统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现，或以生动活泼的人物传记形式呈之，持论公允、认识深刻。大致如下：

对《史通》进行校注或笺证的相关成果颇多。199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其书正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的《史通通释》为底本，体例大致为先对正文作注释，然后辅以作者说明，同时个别章节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前人研究成果。共作注解6300余条，校勘记约有2200余事，100余万字，是当代《史通》文献校注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赵吕甫之前，另有数家。陈汉章为浦起龙《史通通释》作《史通补释》，其书被柳诒征赞曰：“钩稽事实，疏通证明”，“以唐事证《疑古》篇之说，使子玄文外微旨昭然若揭。”杨明照于陈汉章后又作《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在陈、杨等人的基础之上又兼采诸家之说将卢召弓、孙星如等所为校勘记汇为一编，作《史通笺记》。程千帆以后有张振佩作《史通笺注》。

对《史通》进行译注的则不得不提到程千帆作序，姚松、朱恒夫先生译注的《史通全译》一书。该书以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为底本，同时吸收了前人的校注成果。

对《史通》的“评”与“平议”之作。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吕思勉《史通评》以浦起龙《史通通释》及四部丛刊本相较而定为一本，用现代史学观点对《史通》评议，于《史通》正文后并附有考据和辨证，以“抉刘氏思想之所由来，扬榷其得失，并著其与今日之异同。”452此类作品另有张舜徽《史通平议》等。

版本信息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年）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

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

相关著作

嘉靖十三年（1534年），陆深依据《史通》旧刻本在做校勘工作的同时?采集其中精粹者?编为《史通会要》3卷（收于《俨山外集》卷24～26）?凡为《建置》、《家法》、《品流》、《义例》、《书凡》、《修词》、《叙事》、《效法》、《隽永》、《篇目》、《丛篇》十一篇。《史通会要》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史通》。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纪昀就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二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钞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

作者介绍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