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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假面人 心胸狭窄爱记仇（第2页）

入城后，侯景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后杀萧正德。侯景怕不能长久，就想提前称帝。于是，幽禁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改元天正。后杀简文帝及其诸子。最终废萧栋自立，改元太始，国号汉。

但是同大多数小人一样，侯景没有取得善终。梁江州刺史王僧辩军、东扬州刺史陈霸先军与侯景在姑孰和石头城北激战。侯景失道寡助，大败而逃，在逃跑途中被随行羊鹃所杀。

乱世不仅出英雄，而且也出小人。侯景不能为东魏和西魏所容，而后投奔了梁朝，这种四处逃窜的生涯也造就了他对权力的极端追求，所以一旦梁武帝那里流露出一丁点的不放心，他就立即萌生叛乱的念头，甚至最后只有皇位才能满足他的私欲。

虚假舆论，小人的遮羞布

有很多西欧人将危害行为作用于这会舆论。这点，在信息社会里更被加以重视，因为舆论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法宝。

“名”和“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名家公孙龙就是以“白马非马”而闻名于世，但到了涵谷关还是被秦兵挡在城门外面。这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但到了近现代的袁世凯身上，就被整个颠倒了过来，变成当兵的偏要讲起名分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世凯将溥仪赶下台时才叫嚣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墨迹未干，袁世凯已经按捺不住当皇帝的邪念了。

袁世凯当上正式的大总统时，甚是得意，但不久就觉得参议院、众议院等有如紧箍咒，勒得他浑身不舒服。为此他常对人发牢骚说：“国会专制，固不适宜，内阁集权，亦多窒碍”。

政治方面经过清除国民党党员的整治基本就绪后，袁世凯开始考虑恢复帝制的问题了。袁世凯首先想起从影响民心的事情做起：即从精神文化方面做起，为此袁世凯策划了一系列的事情。

1913年6月22日，正式发布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

1914年1月29日，根据他的建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日，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的一样。他还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穿着离奇古怪的祭服，到北京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榜样。

1915年指示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同时还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结果学习新知识的年轻人纷纷落榜，对新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1914年7月，他又正式公布文官官秩，分九等，完全是封建时代的官制，分卿、大夫、士三大等级，与旧官制不同的就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袁世凯本人最讨厌“先生”的称谓，他首先在军队里禁用，还公布了条例，恢复前清的“陛见”制度，旧官场的一切全都恢复了。

久而久之，许多人都以为他要恢复帝制了，但又不见他自己提过要当皇帝，以致一些遗老遗少们误认为它视为宣统复辟做准备呢。不过，他曾对别人说：“立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荒地，自属汉族”。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也是够条件的。

此外，袁世凯也不忘记通过合法的程序来为自己恢复帝制创造条件。1914年8月，他授意梁士治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12月28日获得通过。《大总统选举法》实际上把袁世凯比做皇帝了，所差的只是名称而已。此后，当探明了军阀们对“共和”颇有微词，袁世凯手脚也渐渐放开了。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杨度成立发动帝制活动的筹安会，并在各省建立分会。筹安会成立之后就越出学理范围，对国体进行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从此，人人皆知帝制即将产生。1915年9月19日，税务督办纠集一批狐群狗党，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在该会的鼓动贿赂下，不过几天，全国各地的请愿团陆续出笼，其人物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于是发展到连北京的乞丐和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乞丐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请求袁世凯夫顺民意，早日登位。

袁世凯于是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为了能保证当选，代表基本上采取钦定的办法，绝大多数名单由他和亲信直接圈定，各省不得遗漏和更改。在选举的时候，袁世凯软硬兼施，迫使代表全体通过，无一作废。

参政院把总推戴书和其他推戴书一齐呈献袁世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以“曾居政要，上无神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为由推辞不受。知底细的人提醒说，大总统的意思是在政业、道德方面对他的颂扬还不够。于是下午又呈上一份更详细地列举功绩、道德的推戴书，袁世凯照例装模作样做出一番“谦逊不惶”的姿态，以示他作皇帝不是出自本人自愿而是大家“逼”出的结果。至此，袁世凯要做皇帝的一切手续全都办好了。

第二天，他就神气十足地发布申令，承认帝位，朝夕魂牵梦绕的皇帝梦终于圆了。

袁世凯与其他皇位诈骗犯不同，因为在取得皇位之前，他已经取得了皇位名义上的控制。但是即使将总统也改成了世袭制，也阻挡了不了他对皇位的极端渴望，这多是因为继承了中国小人身上的封建性，也不怪乎当时著名的革命诗人柳亚子作诗骂道“岂有沐猴能作帝”。

造作过度，伪装大善人

有些小人在口头上是言心言性，严礼明义的，然而考之实际，则正因为陈义过高，无法履践，于是相率而作伪。

李莲英以太监监军，是清朝轰动一时的事件。光绪十二年四月，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检阅。慈禧太后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擐去北洋各海口巡阅。

奕擐是当时光绪皇帝的生，身份高贵，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奕擐是一个城府很深而且非常谨慎的人，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他主动要求派太后身边最得宠的太监李莲英随行，以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

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醇亲王奕擐抵达天津，李莲英同奕擐、李鸿章一起乘军舰出海，先后检阅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五月初一日回京复命。

这时朝臣不满之声鹊起。他们纷纷上疏朝廷，慷慨陈词，担心太监监军会导致唐、明太监手握兵柄，左右朝政局面的重现。监察御史朱一新向光绪皇帝奏了一本，批评派李莲英随醇亲王视察海军，还说，李莲英妄自尊大，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理当查处。

实际情况如何呢？清代文人、著名维新派人士王小航说：醇亲王离开京城以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他的本意在避免揽权之嫌，以李莲英为他佐证。而李莲英一直记着安得海的教训，每夜不住淮军为他准备的华丽行馆，只随醇亲王起居。醇亲王见客，李莲英穿着朴实，替亲王拿着一支旱烟袋，随时装烟、递烟，回到住处则关门闭户不见一个来访的人。当时直隶、山东的一些地方官员，确实想要巴结这位太后身边的大红人，但都大失所望。

慈禧太后见到朱一新奏折后，便向醇亲王问明确情况。醇亲王奕擐巴结李莲英说：“总管太监此行沿途小心侍应，与其他随从无异，绝对丝毫没有干预外事。御史朱一新奏文纯属危言耸听。我朝廷优礼大臣，让宫廷太监赉送往来系常有之事，此次该亲王巡阅洋面，

朝廷派太监及御史随行，是出于对大臣的关怀和体恤，于公事毫不相干，御史朱一新不了解内廷规则，才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

西太后听到奕擐的禀报说：“御史朱一新的奏文与亲王的面奏，大相径庭，希望朱一新能明白回奏，不要含糊其辞”。实际上是在指责朱一新。朱一新于八月二十七日回奏，西太后继续为李莲英开脱并指责朱一新说：“该御史既然已明白内侍随行系深宫体恤之意，又为什么将它列为朝廷的过失呢？当时并不陈奏，事过数日，发生水灾，才砌词妄议。自我垂帘以来，救灾恤民，有加无已，朱一新却以虚诞之辞，希图耸听，一加诘问，自知词穷，辄以书生迂拘、强为解免，可知其才识执谬，实不足胜任御史之任。”遂将朱一新降职。

慈禧太后此举无疑给李莲英干预轫政、玩弄权术开了方便之门。自此，李莲英更加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熏灼一时，朝中大员、外省督抚，为保其高官厚禄，无不仰其鼻息。

有些人，表面上很诚恳，很诚实，逢人鞠躬作揖，谦逊过度，自己处处表示着无能、卑贱、低微、浅薄，而且不断地想显露出忠厚和诚实，这一类人，少数或者是真的老实，多数都是装傻扮呆，实际上即是俗语所谓“寿进不寿出”，交上了他，很容易上当的。

这种人通常做作得过度，例如道谢时，可能会谢之不休，感激时，可能会声泪俱下，但是这种人的内心，有严重的利己心理。所以，凡是言语或行动，处处表示自己是忠诚、卑愚的人，应该提高警觉，许多人对这种人表示讨厌，不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