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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第1页）

黑球，第二个坛子有25只红球、75只黑球。

试验受试者得知，两个坛子之中二选一，选中第一个坛子（50/50）的概率为51%，选中第二个坛子（75/25）的概率为49%。

他们还得知，猜对了实际选中的那个坛子有酬金。

每名受试者依次有一次机会暗中随机从坛子里抽取一只球，查看颜色后，再放回坛子。

此后，受试者须当着其他所有实验受试者的面，公开宣布自己猜测选中了哪个坛子（请注意，这种公开宣布类似于前述故事中的选餐厅，猜对了坛子的内容则类似于选对了较好的餐厅）。

不出所料，我们在实验室里成功引起了显著的「羊群效应」。

9人中，一旦有3~4人做出相同的猜测，羊群行为往往就会形成。

即前3名参与者公开宣布了相同的猜测结果后，每轮实验中的余下6人不论自己从坛子里拿出的球是什么颜色，也会做出相同的猜测。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我们仔细地验证了3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对「羊群效应」的产生提出的解释是否经得起推敲。

须注意，其解释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假定前两名游客做出相同选择后，其余游客都会效而仿之，但其他人在这么做的同时也知道他们只能从前两人的行为中了解到一定信息，其余人的行为则无意义。

换言之，最后一名游客看到排在他之前的99名游客都走进了斗牛士餐厅时，而第三名游客只看到他之前的两名游客选择了这家餐厅，但两人认为斗牛士餐厅品质较好，因而选斗牛士的把握不相上下，两人做出决定的唯一依据均为前两名游客的决定。

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并不现实。

果真如此的话，即是说假如我们给最后一名游客一条提示，而这条提示略好于前两名游客得到的提示，他会完全根据自己得到的提示进行选择，即便看到排在他之前的98名游客做出了不同选择也不予理会（因为除了排在最前面的两名游客，其他所有人的行为均应忽略不计）。

我们在实验中安排了相同的条件，以验证这些假设。

在实验中，被选中的受试者在「羊群效应」形成的不同阶段，得到了额外提示，这些提示远比其他人得到的提示准确，透露了哪个坛子被选中的信息。

如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的解释为真，这些受试者理应每次都遵循他们所收到的提示，不理会他们所看到的「羊群效应」规模。

但事实并非如此，「羊群效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只有少数几名受试者做出了相同的猜测，得到私密额外提示的受试者遵循这些提示的次数确实要多于从众的次数。

但「羊群效应」形成强大的声势后，他们却如我们所料，忽视了私密的提示，选择了从众。

我们的结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解释经不起仔细推敲，相较于其模型得出的结果，「羊群效应」更加稳定，不易动摇，无法用完全物质化的理性框架解释。

认为「羊群效应」只有一个主要原因，这并不合理。

「羊群效应」产生的条件是相对的，即便是房地产泡沫或股市崩溃等现象，也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

股市出现下跌态势时，我们往往会抛售手中的股票，因为股价下跌可能表明市场的基本面开始出现颓势，我们指望股票盈利的预期值也相应地调低了。

但即便我们完全有把握地明白股价下跌仅仅是由于非理性恐慌，而市场的基本面仍然强劲、稳定，我们尽快将所持股票出手也是理所当然。

既然其他人都在抛售，我们的股票留在手中，每分每秒都在贬值。

换言之，很有可能所有人在理性层面都明白，从根本上说，完全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抛售股票，逃离市场，但人人却偏要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也都会这么做。

实际上，许多金融危机都是由这种自圆其说的预测引起的。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对重建信任、重启合作最为有效，可缓解导致投资者逃离市场的恐慌情绪。

正因为如此，许多政府才会延长银行账户的存款保险。

否则，银行挤兑会更加司空见惯。

相反，在很多情况下，「羊群效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渴望融入某些群体，时装潮流、艺术风格乃至意识形态在社会里的迅速传播都是这一现象的例子。

在此种情况下，信息与概率修正并无影响，原因只是某些人想要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羊群效应」的许多例子都源于此前某章探讨过的集体情感类型。

在经济学文献的研究中，有另一个现象未被归为「羊群效应」，但显然与其有关，那就是同伴效应。

在出现这种效应的情形中，同伴（工作同事、同学等）之间往往相互模仿对方的行为。

2001年，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家布鲁斯·萨克多特发表了一项研究，探讨了同伴对学生在大学学业中投入多少时间与精力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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