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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协定（第1页）

与此同时，就在前线将士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之时，身处后方的二战区司令官阎长官竟然正在和日本侵略者的高层进行着一场不为人知的秘密会谈！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的凶猛进攻让阎长官惊恐万分。为了保护自已的势力范围，他迫不及待地请求八路军迅速进入山西，协助他进行所谓“不出晋境”的抗战。在这个阶段，阎长官与八路军的合作还算积极，取得了不少胜利果实。

然而，随着抗战进入僵持阶段，阎锡山突然变了脸。为了保住自已的一亩三分地，他绞尽脑汁想要从向日本人妥协中找到一条生路。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对阎长官展开诱降行动。就这样，双方各怀鬼胎，开始了接触。

此时此刻，前线的将士们依然在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已的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而那位本应指挥他们抗击外敌的阎长官，却在背后与敌人暗中勾结，企图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对前线将士们的背叛，更是对全体中华儿女的亵渎！。

实际上，早在1940年春天的时候，日本人和阎长官就已经开始尝试着互相接触了。最早是日本军队派出汉奸白太冲以及日本特务小林高安前往孝义兑九峪，与驻守在隰县大麦郊的阎长官所率领的军队中的警卫军军长傅存怀商讨关于“现场妥协、共同反共”等相关问题。这次会谈让日军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同时也增强了他们想要劝降阎长官的信心。

紧接着，太原宪兵特务头子大矢亲自悄悄前往吉县去面见阎长官，讨论“双方在山西省内进入停战状态”这个重要议题。阎长官同样也是用非常隐秘的方式接待了大矢。为了展示自已合作的诚意，阎长官甚至命令他的族孙阎立仁亲自把两名日本战俘偷偷护送到太原，并且派遣机要处的副处长刘迪吉跟随大矢一起前往太原继续保持联系。

同年七月，阎长官再次下令让王靖国派遣他的副官以及第二战区长官部的参议张仲孚一起前往太原，参加同日本军方的谈判工作。日军兵务局长田中隆吉也抵达太原，授意日军“只要阎肯投降，要什么就答应什么，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双方都以急切的心情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

根据太原谈判的进展情况，11月份的时候，阎长官派出了骑一军军长赵承绶前往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所谓的“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南山秀吉以及伪军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梁上椿等人展开谈判。赵承绶心里十分清楚，这次所肩负的使命绝非光彩之事，如果不幸被老百姓看到，那么一顶汉奸的帽子恐怕就要立刻被扣在自已头上了。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注意，赵承绶在进入村庄之前，先是悄悄钻进了一片高粱地里，迅速换上便装，然后鬼鬼祟祟地选择从小路走进村子里。

当赵承绶见到南山秀吉之后，他向对方陈述了阎长官所指示的四项原则：“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同时，他还提出要求，希望日方能够首先为阎方装备30个团，包括兵员、武器、弹药、服装以及粮饷等等，这些都需要由日方来提供。然而，实际上，日方的真正目的是想要通过这次会面，更深入地了解阎长官的真实意图。因此，他们只是口头上答应以后会再次派人进行联络，表示只要阎长官真心诚意地合作，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时间来到1941年3月，阎长官派遣赵承绶前往白壁关，再度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中佐宫内秘密会晤。临行之前，阎长官向赵承绶叮嘱道：“孝义这一个县的价值足以抵得上晋西的四五个县。倘若对方愿意将孝义县割让给我们，那么我们就能缓解部分粮食供应紧张的难题。”赵承绶怀揣着阎长官的嘱托，再度悄然潜入白壁关，并与日方达成一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径，相互扶持，携手反共；离军公路以北区域交由日军负责‘防御进剿’，而以南地段则由阎锡山军队承担进剿任务，如有需要，双方还可协同实施会剿行动。”此番目的旨在加速阎长官的投诚进程，日军爽快地应允出让孝义县。于是，阎长官的骑一军军部和骑二师师部便于同年6月顺利入驻孝义县城。然而，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悍然入侵苏联，并迅速侵占了大片领土。日本见状，亦按捺不住躁动的野心，开始筹谋夺取太平洋地区。阎长官被眼前这短暂的局势所蒙蔽，对于抗战的未来充满了动摇与疑虑，遂愈发急切地加快了与日军勾结的步调。

阎长官既要走对日妥协的路，又怕在国人面前落个千夫所指的下场，所以他制造了一个“存在就是真理”的“理论”来欺骗人民。他说：“我们主张的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因此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他为使自已制造的“真理”毋容置疑，还把列宁搬了出来，说“存在就是真理”这句话，是列宁在苏联革命时与德国签订和约时讲的。还进一步推而广之提出“需要就是合法”。他说：“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阎长官为了他的存在，挖空心思制造了“理论”依据，但要实行起来还是觉得不踏实。几天来，在克难坡的窑洞内，他围着会议桌阎长官想要走上对日妥协之路，但又害怕在国人面前遭到众人指责、落下千古骂名。于是，他绞尽脑汁创造出一种所谓的“存在即真理”的谬论来迷惑民众。他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所倡导的是为全人类谋取幸福的大道，因此我们的组织自然而然地代表着人类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真理！”

为了让自已编织的这个“真理”看起来无懈可击，阎长官甚至不惜搬出列宁作为挡箭牌，声称“存在即真理”这句话正是列宁在领导苏联革命期间与德国签署和约时所说的。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推论出“需求即合法”的观点。阎长官振振有词道：“既然存在本身就是真理，那么存在所产生的需求必定也是合法合理的。”

然而，尽管阎长官费尽心机为自已的行为寻找“理论”支持，但真正要付诸实践时，他仍然感到心中不安。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他在克难坡的窑洞中焦虑地绕着会议桌踱步，一遍又一遍地兜圈子，心情愈发烦躁。最终，他下定决心冒险一试……

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十二日，赵承绶肩负着阎长官的使命，前往汾阳与日方代表田边盛武展开一场至关重要的签约仪式——《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这份协定犹如一座沉甸甸的大山，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复杂。

其中，主要条款涵盖了三个关键方面。首先，日军将集中兵力部署在军事上必要的区域，而晋军则负责省内各地的治安维护工作；同时，日军会给予晋军武器、弹药、粮食以及服装等物资的补充。其次，日阎双方将携手合作，联络反共将领，共同肃清山西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

"共产军

"。日军将协助晋绥军扩充军队至50万人，所需武器将由伪南京政府提供，并且每月支付高达1200万元的军费开支。一旦上述协定得以圆满完成，阎长官将会向重庆政府施压，催促其实施反共和平政策。倘若重庆政府拒绝接受，那么他们将向国内外宣告采取独立行动。最后一个条款涉及到察哈尔、绥远以及蒙古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归还西北实业公司和同蒲铁路等权益。

就在同一天，赵承绶与南山秀吉还签署了另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停战协定》。这一系列协议的签订，无疑在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动荡时期的珍贵资料。每一个条款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考量，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纷繁复杂与风云变幻。这些协定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也让我们对过去的岁月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这其中主要包含了三项重要内容：其一，晋军需同日军全面终止所有敌对性战斗行为；其二，晋军应朝协定区域拓展势力范围，在此过程中日军需要提供相应的支持与配合；其三，日军将协助晋军完成军备整顿、军事训练以及军械装备的补充等工作。由于以上两份协定均于汾阳签署，因此统称为

"汾阳协定

"。阎长官亲自在协定上签下了自已的名字。

"汾阳协定

"签署之后，日本和阎长官方面就各自的目标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谈判。阎锡山首先催促日本方面按照协定中的承诺交付相关物品，尤其是急需的武器弹药。然而，日本方面却坚持要求阎长官尽快公开宣布投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商讨、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晋绥军一方可以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区设立办事处，并与日本方面交流军事情报及物资。

这份所谓的“汾阳协定”，无疑是对着一些身怀抗日救国的有志之士的当头一棒，此时雷雄正在自已的指挥部里，看着一份大肆宣传“汾阳协定”的日伪报纸。